所謂“普通話”，即今天通行的標準漢語，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二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三是以現代白話文為語法標準。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共通語的存在。周秦時期，列國間即通行一種“雅言”，此后歷代皆有“正音”，明清時有“官話”。清末開始，稱為“國語”；1956年起，大陸則改稱“普通話”。這是就概念而言。

　　至于推廣標準音的行為，則始于清末讀書人發起的切音字運動。今天我們使用的“普通話”有怎樣的發展過程，“普通”一語有何內涵？澎湃新聞記者就此問題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東杰老師進行專訪。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一直有標準音，但官方從未在全國范圍內發起統一標準音的運動。直至清末，朝野各方才將“統一國語”推上日程。這是后來“國語”、“普通話”出現的發端。然而這場運動的初衷不僅是要在全國推行標準音，而且要為下層民眾提供識字工具。在清末讀書人的思想中，普及教育和統一語音之間有怎樣的聯系？

　　王東杰：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國語運動發端于1890年代開始的“切音字運動”，最初目的是為下層社會提供一套拼音符號，既可作為文字使用，又可用來輔助識認漢字，以迅速普及教育。

　　要向普通大眾傳播知識，最便捷的方式是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因此，切音字運動者最初的想法是先在不同地區推行以當地地方音為標準的切音字，使民眾迅速掌握一套讀寫工具；以后再慢慢推行全國統一的切音字，就可以統一語言。但也有人認為，這不但不能統一語言，而且會使得文字也發生分裂。與其先分裂后統一，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推廣全國標準音的切音字。20世紀初，隨著民族主義思想的大量傳播，人們認為國語統一是融會民族感情、培養國家觀念的必由之路，第一種方案受到廣泛批評。

　　因此，普及教育和國語統一是國語運動并行的兩大目標。前者意在提升人民文化水準，主要從文字方面著眼，側重在“民”；后者欲打破各地人們的社交障礙和心理隔閡，主要從語言方面著眼，側重在“國”。兩者都服務于民族國家建設。此外，普及教育勢必打破社會上下層的文化隔閡，至少是縮短其差距，和國語統一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但它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緊張。

　　澎湃新聞：統一字音是切音字運動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作為切音字運動實現“統一國語”的步驟，方音切音字與國語切音字在推行過程中都受到了質疑和批評。最終，還是確立以文字統一語言的官方政策，即回歸傳統中國所謂的“書同文”。您如何看待這個變化的過程？

　　王東杰：以文字統一語言，有好幾層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先統一字音，以之為標準，去統一各地語音。這和中國過去的“讀書音”觀念有關。過去的讀書人讀書時有特殊的音，和說話的音不同。他們的讀書音實際上也參差不齊，不過總有一個大致共同的方向，就是“雅言”、“官音”。顧炎武就曾說，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應講雅言而不是方言（大意）。這是以文字統一語言的一個歷史基礎。

　　以文字統一語言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以比較文雅的書面表達方式來統一并提升各地民眾的口頭語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候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就是這層意思：國語要富有文學性，要精確，不是直接把口頭語搬到紙面了事。

　　大體看，自清末始，文字統一語言的觀點就獲得了官方贊同，成為國語運動的主導取向。這其實是對文化傳統，尤其是“大傳統”的尊重。近代國語運動是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變革，不是拋開傳統另搞一套。從歷史上看，中國地廣民眾，而能大致維持統一，正得力于我們有一個各地共享的文化傳統，塑造了我們的宇宙觀、生活方式、社會理想，乃至對世界的感知方式。我這樣說不是輕視地方傳統、民間傳統（也就是所謂“小傳統”）。但我們要知道，“小傳統”和“大傳統”并非對立的，而是有同有異，且相互滋養的。抽離“大傳統”，“小傳統”也會垮掉，至少也會衰落。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澎湃新聞：從傳統中國以文字為中心到近代以語音為中心的文字觀，具有西學背景的讀書人與傳統思想的讀書人有怎樣的觀點沖突？

　　盧戇章在39歲時寫成了廈門話的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書中擬定了他稱為“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這是我國自創的第一個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