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2014年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元年，宏觀經濟調控的狀態顯然有為全面改革的展開提供配套條件的特殊意義。年初，我們的經濟運行一度表現出比較明顯的下行壓力，調控當局的舉措也備受關注。上半年過去之后，我們已經看到GDP一季度是7．4％，二季度又在明顯企穩的同時略有回升，達到7．5％。這使上半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7．4％以上，再結合PMI等先行指標的動態，還有一系列經濟指標的綜合分析，預計下半年我們的宏觀經濟運行會重演前兩年“前低后高”這樣一種軌跡，使全年經濟增速達到7．5％以上，這應該是大概率事件。雖然要求是“7．5％左右”，但據我觀察，現在管理部門感覺最理想的情況是不低于7．5％，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下半年有望在上半年7．4％的基礎上再往上添加一些增長的亮色。如果全年經濟增速7．5％左右這樣一個引導性預期值能得以實現、再次如愿，其正面效應就是能夠穩定市場預期，也能夠回應現在我們矛盾凸顯過程中動不動就會有一輪“中國經濟崩潰”的過度悲觀論調，是對這種悲觀論調的一種消解。

　　客觀而言，上半年我國宏觀調控第一個值得肯定的亮點，是一以貫之地體現了“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調控理念。哪怕是年初經濟下行壓力比較明顯、市場比較悲觀，甚至有新一輪“中國經濟崩潰”論調抬頭的情況，管理部門表示只要中國經濟運行仍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政府絕不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這再一次清晰地表明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空間是我們特別看重的，讓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排擠落后與過剩產能，已成為促使產業、企業、產品在升級換代軌道上持續運行的有效壓力、動力機制。這一點也表明，我國調控當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調控哲理，在復雜局面和壓力時段中表現出了穩固的邏輯和堅強的定力。我認為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二，維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不變的同時，我國宏觀調控貫徹了“相機抉擇”的原則，實施所謂的“微刺激”，有效推進了“穩增長”，并且提振了市場信心。宏觀運行狀態的區間掌握和相機抉擇原則并不矛盾。我們可以這么解讀：調控當局認為無需對財政、貨幣兩大宏觀政策“積極”和“穩健”搭配的基本框架來做大調整，但同時又審時度勢，靈活運用了經濟調控中相機抉擇的原則，表現在政府投資安排、財政支出重點和支出進度、貨幣政策力度和定向寬松以及房地產市場分化演變中因地制宜地淡出限購等方面，做出了必要的“穩增長”舉措。輿論界稱為“微刺激”、“弱刺激”，但無論怎么說，動作雖然“微”或者比較“弱”，就總體而言，體現了有理、有力、有節，效果已有比較好的顯現，市場氛圍有所改善，也體現了現階段我們對宏觀調控“藝術”水平的把握在實際生活中有所提升的亮色。

　　第三，我們鮮明運用的“供給管理”方式和手段，就是注重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強調結構優化（當然也要兼顧一般）。在所謂“微刺激”的投資事項上，我們看到通過適當對高鐵、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農村水利設施等項目做出重點支持，既能對經濟運行產生適當的景氣提升作用，又能在改善民生、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形成綜合效應。在財政“結構性減稅”的事項上特別強調和實施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這既有利于鼓勵“草根”創業和民間資本釋放潛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在貨幣政策幾輪適當掌握的 “定向降準”中，還是有一些中國特色的、把“存款準備金”這樣一個總量調節型的政策工具加以結構化的運用，強調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等弱勢領域，也包括保障房建設等與結構和民生有直接聯系的事項，這些都使中國宏觀調控中有效供給機制和“需求管理”相結合得到了比較好的發揮。

　　第四，我們在宏觀調控中可以看到與深化改革有機結合的有力措施在力求將短期和中長期的目標銜接好。在調控中，政府的態度是堅定地實施減少行政審批、簡化企業工商注冊程序、壓縮政府“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拓展“營改增”的行業覆蓋面、推進反腐廉政建設、進行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并且還包括即將在下半年正式展開的財稅配套改革——這是全面改革的重頭戲，還有多年來大家都意識到勢在必行、但遲遲沒有動作、而今年終于破冰的公車制度改革等。

　　上半年調控實際上已對下半年很多、很明顯的攻堅克難的改革事項做了比較好的鋪墊，體現了宏觀調控中把短期狀態的掌握和中長期配套改革過程銜接起來的一種全局協調和長遠追求。我們感覺在今后幾年，這種“進行時”的改革將是決定我們在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基礎上能不能如愿地連通到“中國夢”的決定命運、創造歷史的時段。雖然2016年財稅改革的基本、核心、重點事項已見眉目，但要和所有改革配套進行。六年多的時間段內，我們攻堅克難的任務顯然是非常艱巨的，但是它確實在推進過程中不斷進步，這與我們現在所強調的“現代國家治理”這條路越走越寬是一定能形成互動的。

　　在上半年宏觀調控取得比較好成效的基礎上，下半年宏觀調控應該繼續體現它已經形成的一些亮點和特色，但是隨著各項改革任務的展開，全局協調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可能上升。任何一項改革到具體往下貫徹的過程中，往往稱得上是“千難萬難”。比如公車改革，現在到實際工作崗位問一問，大家還有很多困惑，對于一兩年內能不能按照中央部署在地方全面落實，現在內部討論也有一些并不明確的解決方案上的問題。不過，首先要肯定的是，能夠把改革明確推出來，后面大家應該更多地形成正能量合力來化解這種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如果提出建議的話，我認為，應該提醒有關部門特別重視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有效結合取得的中國特色的初步經驗，更加注重供給端發力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跟蹤國民經濟運行的動態，并且前瞻性地考慮政策儲備和項目儲備，在全面改革深化推進過程中使宏觀調控更好地體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趨向和“促改革、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功能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