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每個人都無法否認，在自己的生命進程中或遲或早，都會出現一個重要的人物影響自己，甚至改變自己。這個人也許是父母，也許是老師，也許是朋友。對我來說，這個人就是為我所深深敬重的鄧小平。我因工作關系有幸得以與他老人家相遇相處了11天，最大限度的再造了我自己。”這是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陳開枝在《1992———鄧小平南方之行》一書中的話。這也是這位負責小平南方之行接待工作并全程見證了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人物的真實感受。1992年的那11天，成為他一生銘刻的記憶。在回憶中，某日某時小平同志談了什么話他都能如數家珍，對于當時歷史背景的剖析更是洞若觀火。

　　卸下廣州市政協主席等職銜，現在陳開枝總喜歡稱自己為“丐幫幫主”，因為他從領導崗位退出后，便投身到中國扶貧的事業中，成為實實在在的“幫主”。而這一切，他說，與他對那11天“南方之行”的感同身受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

　　有件事，可能很快告訴你們，

　　也可能永遠不能告訴你們

　　1992年元旦凌晨5點，廣東省委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發過來的絕密電報，內容很簡單：“中共廣東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你們做好接待、安全工作。”這不是一份簡單的電報，而是一份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電報。

　　這份電報是當天上午九點多被譯出來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同志看到后，本來內向而沉穩的他，竟然抑制不住興奮地給我打了個電話。當時我正在佛山市南海區沙頭鎮研究漁業生產，電話那頭，他說：“我們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來了，請你趕緊為他做好安排。”我明白了這句話的分量，和他一樣，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我對當地基層干部說，“我有事，現在馬上要走。”他們覺得很突兀，再三挽留，但我說，“有件事確實很著急，至于什么事，可能會很快告訴你們，也可能永遠不能告訴你們。”

　　趕回廣州后，我到機要室看完電報，來到省委書記辦公室，我被交代以下幾個任務：一是要保密，其他領導不能通報；二是認真考慮選址，做出一個放心的接待方案。隨后我將警衛處、接待處、秘書處等部門的同志找來，對他們說，“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電報上只說他是來休息的，但我認為老人絕對不可能只是休息，這會是他的一個大動作。”

　　為什么這樣認為呢？因為老人家以往都是將休息地選在上海，這次選在廣東，我覺得他一定不是來休息的。當時我說，我們的接待，指導思想就是在保證小平同志健康安全基礎上，讓他多接觸群眾、多談話。人們在看相關紀錄片的時候，會看到我在珠海跟一家企業的總經理“竊竊私語”的鏡頭，其實我當時是在告訴她，你不要多說，要讓老人把他的思想徹底說出來。記錄好保存好，為國家負責，為人民負責。

　　話說回來，看到電報，我們為什么那么高興？就是因為那幾年我們承受的心理壓力太大了。改革開放以后，廣東省首辦經濟特區，但是每走一步都是有阻力的。而要扭轉這一局面，眾所周知，只老人家才有辦法。我們盼望他快點出來說話，并且相信他一定會出來說話。果然，小平同志終于要來了。

　　“將籠子打開，讓鳥兒飛出去”

　　小平同志當時不站出來行不行？首先來看看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想振興中國，以擺脫積貧積弱的狀況。清朝有林則徐虎門銷煙、康梁變法，接著有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沒有取得成功。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成立，經過28年卓絕的戰斗，最終奪取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經過30多年的摸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于是在粉碎“四人幫”后，經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經過高層53天的辯論，黨的路線最終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

　　路線一提出，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認識也產生分歧。一部分人沒有擺脫傳統計劃經濟格局的影響，而小平同志當時的想法，是要“將籠子打開，讓鳥兒飛出去。”

　　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同志的思想與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相吻合。當時習仲勛看到廣東很多人因生活困難，冒險偷渡到了香港、澳門，深感不改革不行，于是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希望中央給與廣東特殊政策，把經濟搞上去。

　　1984年1月有了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南方之行。在廣州、中山，他一直沒表態，看了深圳后，又看了珠海，覺得變化挺大，特意寫了“珠海經濟特區好”幾個字。

　　這里面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看到小平同志光給珠海題了詞，深圳的領導著急了。這時小平同志已回廣州過春節了，深圳市委就派人追到廣州向小平同志要題詞，小平說，過完年不行嗎？去的人就說，深圳市委說了，拿不到題詞，他就不能回去過年。小平聽了，就在廣州給深圳補題了詞，這次題詞非常具體：“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離開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而不是題詞的日期，顯然這是小平同志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