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貧困的減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不同階段、不同形式的減貧實踐，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中國減貧故事。中國廣袤而千差萬別的農村，正是這些故事的主要發生地。農村的反貧困歷程是農業與農村發展的真實寫照，農村所取得的偉大減貧成就，反映出我國“三農”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普遍性貧困。解決溫飽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后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初期啟動的土地改革和其后政府推動的農業技術變革，是典型的制度性扶貧舉措，在扶貧的同時也推動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教育、衛生和人均預期壽命的明顯改善，表明貧困狀況有了較大的緩解，這為之后大規模的貧困減少奠定了基礎。

1978年以來，中國消除貧困的努力更為系統和具體。1978—1985年，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為1.25億人，一半的農村貧困人口在這七年時間里擺脫了貧困，這一時期農村貧困的緩解主要得益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之后，農村的工業化加快發展，為農村減貧提供了農業以外的動力。1990年以后，農民離土出村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農民收入中來自打工的收入比例從1995年的33%增加到2005年的48%。大量的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中獲得收入，通過收入轉移的形式改善了農村生活條件。農業發展、鄉鎮企業發展和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共同構成了有利于農民增收的發展模式。

需要強調的是，1986年以后農村減貧難度加大，貧困發生率減少的速度放緩，政府正式啟動有目標有計劃的扶貧干預，尤其是于1994年啟動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在政府有計劃的減貧努力下，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明顯加快，農民收入持續提高。到2000年，我國貧困人口進一步下降到4.6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為49.8%。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發展與國家有計劃有目標的扶貧，是中國特色的發展性扶貧的重要實踐經驗。

進入21世紀以來，導致貧困大規模減少的經濟社會條件發生變化。GDP增速下降，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投入轉向以創新和消費為主，貧困人口的消費和人力資本儲備難以適應這一經濟趨勢，貧困人口越來越難以直接受益于經濟發展。因此，扶貧任務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困難，農村扶貧需要超常規的扶貧策略。2011年，國務院發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為了完成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進行了一系列扶貧體制創新，建立起確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目標的制度性保障。一是實行“第一書記掛帥”的集中統一領導體制，為新形勢下的扶貧攻堅提供制度供給。二是建立直接瞄準貧困群體的建檔立卡貧困戶識別機制，為根本改變長期以來針對窮人瞄準失靈的機制奠定條件。三是對貧困戶的致貧原因進行分類并做出“五個一批”的具體部署。四是創新扶貧模式，做到因地制宜的精準扶貧。五是實施第三方獨立考核評估。

實施脫貧攻堅以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和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567萬人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0年的17.2%下降至0.6%，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新時代的扶貧工作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顯著的成就，主要在于精準脫貧攻堅戰采取的一系列扶貧制度創新，譜寫出了中國扶貧的嶄新篇章。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