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運河文化建設研究”首席專家、南京農業大學鐘山首席教授、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院長）

2014年，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9年，它又與長城、長征并列，進入國家文化公園重點建設行列。大運河何以成為國家文化形象標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哪些算得上運河文化遺產呢？

深刻認識大運河的歷史價值

大運河是天人合一的生態網絡。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形態，大江大河大多為東西走向。古代交通落后，這些高山大河形成天然屏障，不同程度地阻隔著人們的溝通和交往。這也是宋代以前中國經濟和文化相對集中于北方黃河流域，南北經濟文化相對疏離的重要地理因素。但隨著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原來互不相通的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得以連接，逐漸形成了一個南北互通、東西相連的網絡，成為政治統一、經濟互補、文化融合的重要物質基礎。大運河借助天然江河湖泊的自然條件，輔以人的智慧和能動性，是中國人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在蘇州市吳江區航拍的京杭大運河。新華社發

大運河是中國古代的經濟命脈。農耕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根脈。雖然中國南方水稻種植有著上萬年的歷史，但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中，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黃河流域，全國人口60%以上居住在北方地區。盡管早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就開鑿邗溝，但其政治與軍事功能遠大于經濟文化功能。直到魏晉南北朝以后，兵燹連連，北人南遷，南方逐漸得到進一步開發。為順應經濟社會的變化，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區域先后修建的運河河段在隋唐時期終于貫通。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南方人口達5600余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69﹪。到南宋時，中國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南方，所謂“蘇湖熟，天下足”。隨著元代定都北京，運河截彎取直，成就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

因陸路運輸運量小、成本高，古代大宗貨物運輸多借助江河湖海。大運河的開通，改變了中國多為東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的地理局限，使得南北物流、東西暢通成為現實。據《宋史·食貨志》記載，當時每年經由運河轉運北方的漕糧多達600萬石，明清時期經由運河運往北京的漕糧每年也在300萬至400萬石之間，米糧之外，從南方運往北方的還有絲綢、棉布、茶葉、瓷器、木材等貨物；漕船返回時則將北方棉花、干鮮果品等帶到南方。明清時期，全國八大鈔關有7大鈔關設置在運河沿線，眾多城鎮因運河而興、因運河而盛，大運河成為維系中國千余年來經濟體系穩定的重要支柱和命脈。

大運河是融通中國社會的紐帶。大運河開通之前，受巍峨秦嶺和淮河、長江阻隔的影響，中國整體而言是一個南北相對疏離的經濟社會區域，漢代以前，南方大部分地區“地廣人稀”，如《史記》所言，“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大運河的開通根本上改變了南北經濟和社會相對隔膜的狀態，北人南遷，小麥南進，將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到了南方；南綢北輸，南糧北運，極大地支撐了北方政治中心的運轉。大運河的存在，使得中國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可以分立且相互支撐，中央和地方政權可以統一行動又各盡所長。

大運河是多元文化的熔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元交匯的文化體系。因為有了大運河，原來相對獨立、特色鮮明的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吳越等地域文化得以頻繁交流，傳統文化不斷融合和發展，其中既包括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交匯，又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匯，甚至包括中國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交匯。馬可·波羅下揚州，利瑪竇、馬戛爾尼進京，都經由運河；路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聯通，運河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運河沿線人員物產的相互交流，運河沿線飲食文化的彼此分享，運河沿線鄉風民俗的交融互動……運河文化已成為沿線人民的精神家園。如果說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凝固的歷史，那么大運河就是承載華夏基因的動脈、流動的文化。

發掘大運河的文化內涵，推動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

大運河文化是一個跨水系、跨區域、跨領域的文化系統，包括了運河設計、開鑿、管理、運營，運河流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因此，運河文化系統不是單純的一個點或一條線，而是一個點、線、面結合的文化系統。國家倡導建設“大運河文化帶”，這個“帶”字很好地體現了運河文化遺產點、線、面的融合。

運河文化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運河沿線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的綜合文化系統。從與運河建設、運轉和影響的密切程度來看，可劃分為兩個層次：核心文化遺產與相關文化遺產。其中，與運河建設、管理、運營直接相關的可視為核心文化遺產，包括運河河道、運河工程技術、運河漕運、運河技術及運河管理與法律制度等。

根據具體形態和特征，運河文化又可劃分為16個二級類目，即：運河河道類遺產；運河工程設施類遺產；運河漕運類遺產；運河觀念類遺產；運河法律制度類遺產；運河技術類遺產；運河農業種質資源類遺產；運河文獻類遺產；運河景觀類遺產；運河飲食類文化遺產；運河文學藝術類遺產；運河民俗類遺產；運河聚落類遺產（城鎮及傳統村落）；運河商業類遺產；運河手工技藝類遺產；運河地名類遺產等。

16個類目之下又可根據具體內容和形態劃分出更多類別，如運河工程設施類遺產可分為樞紐工程、閘、堤、壩、橋梁、水城門、圩堰、纖道、碼頭、險工等；運河技術類遺產可分為工程建設、維護技術、漕運管理技術、造船技術等；運河漕運類遺產可分為漕署、驛站、行宮、鈔關、倉窖、船廠等；運河聚落類遺產可分為運河樞紐城市、運河歷史名鎮、運河傳統村落等；運河文獻類遺產可分為運河水利、河務、漕運等方面專門著作、專志、通志、地方志等；運河景觀類遺產可分為航運景觀、水利工程景觀、園地景觀、林業景觀、漁業景觀等；運河農業種質資源可分為運河農作物資源、運河畜禽品種資源、運河漁業資源等，大多數運河沿線的農業地理標志產品可納入這一文化遺產體系；運河民俗類文化遺產包括與大運河有關的宗教信仰、儀式、節慶活動及相關文化空間；等等。

總之，大運河不僅是一條經濟之河、生態之河，也是一條文化之河。它不僅使中國南北經濟相互支撐、融為一體，而且促進了社會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在中華文明的延續、傳承與發展過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運河文化彰顯了中華傳統文明的三個特點：一是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二是地方中央相互支撐，凝聚合力；三是貫通南北，連接東西，兼容并蓄。珍視運河歷史文化價值、傳承利用好運河文化遺產，在今天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運河文化帶建設可很好地對接國家“五大戰略”中的四大戰略，即：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充分挖掘運河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技價值、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無疑是功在當代、利延千秋的事業。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