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春放

1935年的三四月份，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兩座城市，積了整整一個寒冬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卻彌漫著一股春天的氣息：早在二月下旬，街頭巷尾已經張貼起印有中文“梅蘭芳”三個大字的海報，預告“中國偉大的戲劇演員梅蘭芳將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獻技”，大商店的櫥窗里也陳列著梅先生的大幅便裝照和劇照。《真理報》《消息報》《莫斯科晚報》等主要報紙連續刊登照片和文章，介紹梅蘭芳和中國戲曲。根據梅先生智囊團事先提供的介紹材料，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特意翻譯編印了三種俄文書籍，在劇院發售，分別是《梅蘭芳與中國戲劇》《梅蘭芳在蘇聯所表演之六種戲及六種舞之說明》《大劇院所演三種戲之對白》。三月十二日，當由梅先生任團長、張彭春任總指導、余上沅任副指導的赴蘇劇團一行二十四人，歷時近二十天舟車勞頓到達莫斯科火車站時，梅蘭芳的名字在當地幾乎已是家喻戶曉。在接下來一個多月的日子里，梅先生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巡回演出，好評如潮，盛況空前。

這已經不是梅先生第一次帶著梅派京劇走出國門了。但比起1919年、1924年的日本之行和1930年的美國之行，這次蘇聯之行更是不同凡響。不僅因為此行吸引了蘇聯戲劇、電影和文學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聶米羅維奇·丹欽科、梅耶荷德、愛森斯坦、高爾基、阿·托爾斯泰等，而且就在那個時間段里，歐洲戲劇界最著名的大腕如英國導演戈登·克雷、德國導演皮斯卡托和新銳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等人也在莫斯科，真可謂現代世界戲劇文化交流史上的高峰時刻。

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關注這次大師級峰會的。當時國內因“三大戲劇觀”和“三大體系”學說正進行熱烈的討論，我非常好奇，斯坦尼、梅蘭芳和布萊希特這三位世界級戲劇大師1935年在莫斯科的邂逅到底發生了什么？相互之間有什么啟迪？碰撞出了什么樣的火花？

當時的斯坦尼（1863-1938）年已古稀，而且健康狀況并不很好，但他不僅觀看了演出，還在家中接待了梅蘭芳。梅先生一直銘記斯坦尼對他的教誨，回憶道：“他說要成為一個好演員或好導演，必須刻苦地鉆研理論和技術，二者不可偏廢。同時一個演員必須不斷地通過舞臺的演出，接受群眾考驗，這樣才能豐富自己，否則就等于無根的枯樹了。”斯坦尼在晚年也曾多次啟發蘇聯演員要學習梅蘭芳的表演技巧。

當時的梅蘭芳（1894-1961）剛過不惑，演員生涯正處巔峰狀態。他遠途出訪蘇聯，既為傳播京劇藝術，亦為與國外同行交流學習。在《我的電影生活》一書中，梅先生寫道：“4月14日，離開莫斯科的前一天，我們借助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蘇聯文藝界開了一次座談會，請他們提出對中國戲的看法與批評。……許多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都先后熱烈地講了話。”梅先生非常重視這個座談會，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去世，他都沒能得到座談會的會議記錄。

當時的布萊希特（1898-1956）才37歲，因反對希特勒而流亡離開德國，走遍歐洲各國，在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戲劇和東方藝術中尋找靈感，躊躇滿志地要用新型戲劇改變世界。與梅蘭芳在莫斯科簡短邂逅后，他覺得茅塞頓開，認為中國京劇里佐證了自己為史詩（敘事）戲劇所求索已久的表演樣式，不久便寫了《中國戲劇表演藝術的間離方法》等好幾篇論文，首次提出了影響深遠的“陌生化效果”或“間離效果”的概念。盡管他對京劇和梅蘭芳的表演的理解不無偏差，但這毫不影響他在戲劇理論和創作上的奇峰突起。他跟梅蘭芳有過些什么樣的交流呢？

1980年代中期我在紐約讀博，看英國劇作家湯姆·斯道帕的劇本《戲仿》，劇情設定在1917年一戰后的蘇黎世，讓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達達主義創始人特里斯坦·查拉等真實的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悉數登場，圍繞著王爾德的名作《不可戲言》演繹了一出好玩的荒誕劇。我馬上產生一個聯想：如果把斯坦尼、梅蘭芳和布萊希特等大師1935年聚首莫斯科的故事藝術地搬到舞臺上，一定也會非常有戲劇性。

其實有人早就這么做了。1988年12月，梅先生的公子梅紹武在《中華戲曲》上發表了一篇譯文，題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愛森斯坦、戈登·克雷、布萊希特等藝術大師論京劇和梅蘭芳表演藝術》，原文標題是《仙子的學生們》，原作者是瑞典教授拉爾斯·克萊堡。難道這就是傳說中梅蘭芳一直心心念念的那場座談會記錄？黃佐臨先生讀后對它的可靠性心存懷疑，“但又覺得重要，值得話劇界一閱，建議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刊《話劇》轉載”。此文1990年又收入了中國戲劇出版社的《梅蘭芳藝術評論集》。

可是沒想到，這篇貌似“會議速記整理”的文字，其實是克萊堡教授虛構的一個劇本，而且已先后在波蘭和法國上演過。克萊堡對此毫不避諱，1992年在莫斯科《電影藝術》上發表文章公開坦承。克萊堡從1970年代留學蘇聯研究戲劇起，就對梅蘭芳1935年訪蘇極感興趣，開始搜集各國大師們的文章、訪談和書信資料，努力追溯理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他回憶道：

長時間地在各種檔案材料中尋找當時討論會的速記記錄，可是一無所獲。然而，差異如此巨大的藝術家們互相碰撞的想法使我始終感到著迷，因為他們的導演觀念都非常鮮明，并且直接影響著20世紀的戲劇。我決定寫一份“假的速記記錄”。于是便產生了《仙子的學生們》這部劇本，該劇1986年首演于克拉科夫，過兩年，又在阿維尼翁的聯歡節上演出，導演是已故的安都昂·維特茲，他在劇中扮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角色。

好戲還沒完。上面這段文字，只是克萊堡文章的一段前言，而他的正文是正式宣告，在他這部“假的速記記錄”以戲劇形式上演后，他在十月革命檔案館發現了真的“速記記錄”。此文發表后，很快被中國學者李小蒸翻譯發表在1993年的《中華戲曲》上，題為《藝術的強大動力》。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追溯歷史真相的這部長篇懸疑劇才到第二幕。近年來，廈門大學教授陳世雄多次前往莫斯科進行深度調研。最近我又讀了陳教授發表在《戲劇藝術》的長文《梅蘭芳1935年訪蘇檔案考》，不僅對梅先生訪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覺得對現在司空見慣的國際交流非常有啟發。

現在我們知道，年邁體弱的斯坦尼并沒有出席那次的座談會，布萊希特、皮斯卡托、戈登·克雷在莫斯科都是外國人，根本就不在邀請名單上，當然也不可能去發表克萊堡劇中虛構的長篇大論。但這次會議依然非常重要，丹欽科、愛森斯坦等三十來位蘇聯戲劇電影界的重量級人士參加了座談，其中發言最與眾不同的是當時蘇聯最有影響力也最有爭議的梅耶荷德，他最有鋒芒的發言沒有出現在后來的“速記記錄”中，包括那句“請想象一下，如果用梅蘭芳的手法來上演普希金的《鮑里斯·戈都諾夫》將會怎樣。你們將會看到一幅幅歷史畫面，而一點也不必擔心會陷入自然主義的泥沼而搞得一團糟”。

時間過去了八十多年，對梅先生訪蘇的回憶、探究、評估、重構乃至想象一直沒有停止過。那場座談會是梅先生訪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梅先生本人的求索到瑞典學者的虛構，再到陳世雄教授的考證，重現這段重要歷史的努力從未停息。這個案例對今天的我們有什么樣的啟發呢？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藝術家之間場內場外的對話十分重要，但要實現真誠的雙向交流、并把信息傳遞準確卻很不容易。當年梅劇團出訪的學術準備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可以說高于現在多數出國巡演的劇團，但依然在梅先生心中留下了些許遺憾。要真正跨越文化隔閡說好故事，必須在實現“觀眾踴躍、掌聲熱烈”的同時，高標準地做好雙向翻譯、記錄研究的工作。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