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南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焦磊

隨著“雙一流”建設的不斷深入，如何推進一流本科教育建設在我國自上而下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門、高校及學者們的關注。然而，當前學界對何謂一流本科教育并未形成共識，究其原因，與本科教育長期以來定位不清、所受重視不足，久而久之，在制度同構的作用下逐步發生學術漂移密不可分。“學術漂移”（academic drift）是指知識逐步與實踐相脫節，發生向學術知識偏移的現象。本科教育的學術漂移現象是阻礙一流本科教育建設的關鍵所在，充分識讀這一趨勢有助于本科教育的根本性重塑。

此現象的形成非一日之果，而是與高等教育在長期的演進過程中系統性學術漂移直接相關。其癥結在于本科院校在發展過程中為獲得合法性地位和更多資源所產生的制度趨同。具體而言，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化是為了在已有的合法性基礎上獲得引領地位并贏取更多的資源，普通本科院校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學化是為了獲得合法性地位并競取資源。促成這種制度趨同的力量有三個，且彼此交織。

一是強制性趨同，來源于政策導向及社會文化期待。國家“雙一流”建設及各省域層面的一流大學建設計劃激起了高校間新一輪競賽，對學科排名、高端（“帽子”）人才數量的重視及與之相匹配的資源分配方式無形中引導著高校將資源和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用于改進和提升本科教育的資源投入、教師對本科教育的精力投入勢必受到影響。此外，我國“重學輕術”的傳統文化延續至今依然發揮著強大的社會期待作用，造成社會對學術型工作的崇尚，高校則受此影響提供符合這種社會期待的本科教育。

二是模仿性趨同，來源于高校自身或本科教育定位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對于研究型大學而言，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學群體中的地位處于“尷尬”的低層，一方面其重要性顯然低于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本科教育又不可或缺。正是這種尷尬的境況使研究型大學未能對本科教育進行恰當、準確的定位，從而采用其擅長的學術研究生教育模式開展本科教育，甚至成為其對外宣傳、確保優勢地位的“品牌”。對于占絕大多數的普通本科院校而言，面臨激烈的外部競爭環境，在思考如何發展時最簡便易行的方式莫過于模仿已獲良好社會聲譽的研究型大學的實踐做法，自院校層面追求與研究型大學相似的學術使命，發生學術漂移。

三是規范性趨同，來源于學術共同體的認可機制。學科首先遵循知識的發展邏輯，即依據知識的發展與分化而形成。在演進的過程中，出現了崇尚理論和科學、輕視實際需要的現象。學術共同體依托學科而生成，其成員在專業期刊上發表學術性（理論性與科學性）文章更容易獲得共同體的認可，這種學術認可機制成為一種規范性力量，成為規約并激發教師主動從事學術性而非實用性活動的動力機制，影響著教師在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研究與教學之間時間精力分配的博弈。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的來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將進一步擴增，本科生將成為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主力軍。與此同時，伴隨著學術勞動力市場漸趨飽和，可以預見未來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將遠超學術型人才。從某種意義上講，本科教育質量對我國經濟社會、科學技術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也是學術創新型研究生（社會需求日益縮減）與應用創造型研究生（社會需求持續增長）教育的根基。因此，需要采取相關措施有效規避并扭轉本科教育的學術漂移趨勢，重塑本科教育。

首先，轉變理念，形塑多元化一流本科教育質量觀。必須明確，一流本科教育絕非等同于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本科教育，即便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亦不應僅提供偏學術化的本科教育，應是學術型與應用型并舉。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同樣應當積極探索提供契合社會所需的優質本科教育，而非簡單模仿研究型大學。從政府到社會再到高校，須全方位反思本科教育應培養什么樣的人，是否培養了切合社會所需的人才，轉變觀念并構筑多元化的一流本科教育質量觀。

其次，激活市場力量，發揮私立高等教育的鲇魚效應。多元化本科教育質量觀的形成并非易事，我國以公立高等教育為主的現狀加劇了這一狀況。正如學者舒爾茨和斯蒂克勒所言，公立高校比私立高校更容易發生“學術漂移”。因此，要形塑多元化的一流本科教育質量觀須深入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在我國高等教育行將邁入普及化的階段，有條件及必要激活市場力量，以私立高等教育靈活適應社會需求的機制觸發本科院校錯位競爭的格局形成。

再其次，探索多樣化評價機制，引導本科教育錯位發展。鼓勵第三方機構開展本科教育水平評估，在現行“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及第三方本科教育水平評估中，加大對高校本科教育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清晰度、特色化的審核，針對本科院校的多元類型開發多樣化本科教育評價指標體系，引導研究型大學與普通本科院校清晰定位自身本科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及特色，包括與研究生教育的差異化定位，注重錯位發展。

只有多措并舉、協同發力才能有效抗衡推動本科教育學術漂移的強制性、模仿性、規范性三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