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環境是對企業決策產生潛在影響的各種外在一般要素和條件的總和，包括營商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融資環境、創新環境、人文社會環境、市場環境、社會化服務環境等，伴隨著企業經營管理活動整個過程。民營企業的投資和生產經營活動是一個國家、地區經濟增長的基礎力量，其經濟實力的強弱主要體現為民營企業的競爭力、要素的聚集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著民營企業對資本、技術、人才等的吸納能力和區域內企業的經營狀況，并最終對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財稅收入、社會就業等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成為跨國公司選擇性投資的“投資指南”。我國一直高度重視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激發民營經濟的創造力和活力。當前，對比發達國家和地區企業發展環境，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同時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缺乏活力，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依然存在，對發展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國內改革的需要，也是對外開放的要求，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

一、 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一直高度重視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特別是在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后，各地相繼出臺了各種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舉措和政策，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條件。但當前一些地方依然把重點放在給民營經濟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如資金支持、稅收優惠上，而對營造良好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重視不夠，導致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同時隨著民營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發展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營商環境總體評價較低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強化培訓，促進改革》顯示，我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46位，較上一年度上升32位。其中，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28位，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65位。2018年，我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0 533家，同比增長69.8%；合同外資達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項目近1700個，同比增長23.3%，顯示出我國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對外資吸引力越來越大，使其深耕中國市場的信心越來越強。然而也應當看到，對標國際進行橫向比較，我國營商環境排名不僅落后于發達經濟體，也落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在營商軟環境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銜接不暢，辦事指南表述模糊不清、流程復雜、手續繁瑣、效率低下，辦理同一個事項，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要求和標準，反復提交材料的現象比較普遍，開辦企業登記不夠便利；執行并聯審批、容缺審批、限時辦結等制度主動性不強，配合不積極；權本位、官本位意識濃厚，部分職能部門熱衷于爭審批權、行政權、處罰權。二是在商務成本方面。民營經濟費用負擔重，社保費、部分政府性基金收費較高，亂收費、亂罰款時有發生；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把相關檢測、認證等業務委托給特定的中介服務機構，收費高；要素成本特別是企業用電、物流等生產經營成本偏高。三是在政府服務方面。簡政放權不徹底，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責”不放“權”現象：“權力尋租”和“權力干預”經常阻礙甚至破壞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新官不理舊賬，遇事“推繞拖”等辦事難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服務能力不強，存在重管理、輕服務，重承諾、輕兌現，喊得多、干得少，上熱下冷現象等。

（二）政策環境難以保障政策有效落實

圍繞解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融資困難、市場準入、平等發展等問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民營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環境正在形成，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不斷增強。但政策制定的好不等于民營經濟得利，政策如果落不到實處，就難以發揮其實效。一是一些地方政策隨意性大，多為“拍腦袋”決策。政策可預期性不強，缺乏穩定性與持續性，甚至一些政策朝令夕改。二是政策出臺之前沒有廣泛征求企業意見，不接地氣。一些政策起點太高，總是“夠不著”，一些政策不痛不癢，感覺“不解渴”，導致政策執行難。三是企業享受優惠政策的申報程序復雜，操作成本高，甚至還有“尋租成本”。企業未必能真的得到實惠，大大降低了企業利用政策促進其發展的積極性。四是在資金、政策及相關利益分配方面，存在明顯偏向國有企業的現象。民營企業在政策導向下處于不平等地位，甚至由此引發“國進民退”的猜測，這不僅會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根基，也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制約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法制環境仍存在不平等現象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努力為民營經濟提供平等的法制環境。2018年修憲后，第11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第13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對民營經濟的保護達到了法律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見，保障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總體上在不斷地變好，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立法方面。我國現有法律規定中，基本上還是以所有制類型區分不同的立法標準，不同所有制主體享受不同的權利。強調對公有財產的保護，而關于民營經濟合法權益保護的內容較少，且大多比較籠統，保護力度和全面性都比較欠缺。雖然保護私有財產權寫入憲法，但在法律執行中，因所有制而形成的國家（集體）財產優先于私人、民企利益的觀念并未徹底消除。同時，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對企業家個人依賴程度很高，但我國相關法律對民營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的保護還存在不足。二是司法方面。受立法和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些司法人員或多或少地存在“重公輕私”的思想，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厚此薄彼的判罰，不能做到一視同仁，如對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某些經濟糾紛案件，或不能秉公處理，或久拖不決，致使某些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平等、及時、有效保護。三是行政執法方面。一些公務人員缺乏依法行政理念，在行使執法權時，不注重立法本意而是根據自身理解進行執法，甚至完全無視法律的存在。四是誠信立法方面。缺少有效的懲罰機制，失信成本低。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已頒布的民法通則、合同法、公司法等規定了誠實守信的法律原則，但缺少與誠信直接相關的立法。同時，失信懲戒機制尚不健全，覆蓋全社會的信用信息系統尚未形成，誠實守信的社會氛圍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差距。此外，個別地方政府信用責任機制不健全，部分領導干部契約意識不強，缺乏程序規范和法制意識，不講信用，不守法規，不履行承諾，導致失信于民的現象屢屢發生。

（四）融資環境難以滿足民營企業融資需求

面對民營經濟融資困境，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觀，但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尤其是面對中小微企業“短、小、頻、急”的融資需求，現有金融體系還不能有效提供充足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一是間接融資渠道不暢。在貸款過程中需要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提供全方位的經營情況、信用信息等，但這些信息往往分散在各個社會部門和機構中，難以得到有效認證。同時，在向銀行申請貸款過程中，需要中小微企業提供固定資產進行抵押，而大部分中小微企業都不具備擁有充足的固定資產的實力，難以享受到大型金融機構的優質金融服務。此外，各地紛紛成立了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的投融資平臺，但貸款主要向大國企、大項目集中，客觀上加大了對民營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二是直接融資渠道狹窄。我國在主板上市的大都是國有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融資的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民營企業鳳毛麟角。三是民間融資加大了民營經濟的風險。由于正常的融資渠道受阻，很多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只能鋌而走險，采用高利貸、非法民間集資等非正常民間融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營經濟的經營風險，甚至可能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陷入犯罪深淵。

（五）科技創新環境缺乏活力

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科技創新環境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阻礙民營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發揮其創新優勢，科技創新環境亟待加強和改進。一是創新型人才供給不足。由于各種因素，我國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無法吸引優秀人才，人才流失嚴重。二是科技成果轉化存在較大障礙。成果轉化涉及科技成果來源、資金投入、利益分配、產業化運作、經濟效益等多方面因素，目前，缺乏相應利益機制的設計及其相關配套制度、法律的制定實施。現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由于可操作性不強難以有效落實。三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產品和技術被侵權的現象普遍存在，全社會尊重、運用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有待進一步提升。四是現行財稅政策、科研費用的加計扣除政策及科技金融服務政策，對科技創新支持缺乏力度。五是科技服務業發展滯后，服務機構專業化程度不高，高端服務業態較少。

（六）社會對民營經濟存在一定程度偏見

良好的人文社會環境可以給民營經濟營造一種和諧、寬松的氛圍，成為激勵民營企業成長的動力和監督規范民營經濟的鏡鑒、標尺。反之，不和諧的人文社會環境可能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目前，在一些人心目中，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正宗，發展民營經濟不過是權宜之計，這樣一種意識根深蒂固，導致人文社會環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氛圍還不濃厚。一是輿論環境不佳。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民營企業家承受了很多不應有的偏見，“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等觀念流弊至今；民營企業員工和一些職業經理人打工心態明顯，對企業缺乏主人翁意識，使民營企業家不得不面對輿論無形的壓力，嚴重地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二是創業環境難以激發創業熱情。我國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后，創辦公司的難度降低，創業者的熱情明顯高漲，但社會上仍然存在著所有制歧視和偏見，很多人就業的首選仍然是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大眾創業實際上是百姓創業、草根創業，其創業資金主要來源于家庭的積蓄。民營企業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創造社會財富、為國家繳納稅收。而一旦創業失敗，則需獨自承擔所有的風險。并且在實際創業過程中，得不到一視同仁和平等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