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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聯網醫療政策如何“接地氣”
近日,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印發《上海市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明確了上海市互聯網醫院準入申請、執業管理、監督管理等細則,引發業界關注。將于2019年9月1日實施的這個文件究竟有何特點呢?本版特邀請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的兩位專家,來講一講《管理辦法》出臺的背景、特點及可能帶來的影響。
上海開展互聯網醫療有先天優勢
首先,從全國來看,上海的高級別醫療機構和優質衛生人力資源相對集中和豐富,衛生信息化建設水平較高,開展互聯網醫療有堅實的基礎。其次,從上海市的城市定位來看,上海市正處在建設亞洲醫學中心城市的攻堅時期,要求上海的醫療資源不僅要服務上海市,更要對長三角、全國乃至全球產生輻射作用,互聯網醫療成為建設亞洲醫學中心城市的必要成分。
在此基礎上,在上海發展互聯網醫療,既是國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要求,也是上海的醫生、醫院、居民、企業自下而上的需求。我中心曾對上海市的醫院和醫生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抽樣調查,結果顯示,除60%左右的醫生持觀望態度外,30%左右的醫生明確支持互聯網醫療,僅有10%左右的醫生持反對意見。而幾乎全部公立醫院都表示愿意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私立醫院態度則更加積極。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物聯網的興起和快遞行業的飛速發展,百姓對現有醫療服務的模式長期存在不滿,居民醫療獲得感不強,對互聯網醫療有很高的期望。眾多的醫藥網絡平臺機構更是熱切地等待相關政策的出臺,社會資金躍躍欲試。
重視循證決策,有較強實操性
上海互聯網醫療政策之所以出臺后引發眾多關注,因為其具有以下比較顯著的特點:
第一,重視循證決策。這也是上海市衛生政策普遍采用的方法,即在出臺政策之前,對行業問題進行綜合、系統地調研,綜合國際國內相關經驗,深入了解各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出臺政策文件。循證決策有利于提高政策的科學性,減少“拍腦袋”決策中個人因素的影響。
第二,實操性較強。上海的互聯網醫療政策不是對國家政策的照搬,而是結合上海實際對國家政策的本地化和細化。例如,上海明確規定了互聯網醫院包括的兩種形式(作為實體醫療機構第二名稱、依托實體醫療機構獨立設置)、互聯網醫院的命名原則、互聯網醫院的場所要求、互聯網醫療在家庭醫生中的側重(診療范圍包括常見病和慢性病患者的隨訪和復診、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互聯網醫院設置審批的詳細要求、開展互聯網醫療機構的人員要求、復診的定義(患者需要提供2個月內實體醫療機構診斷的病歷資料)、實時順暢的網絡溝通環境要求、信息安全的保護措施(服務器地址)、電子病歷的管理規范、不得開展的服務種類、醫療風險控制和糾紛處理、明確提出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此次上海出臺的互聯網醫療政策就是所謂“傻子政策”,即傻子都能看懂的政策。越是“傻子政策”,越是方便相關機構執行,越是能夠落地,對行業發展產生真正的促進作用。
有望改善百姓的醫療獲得感
互聯網醫療區別與傳統診療的特點是消除了空間的不便,用屏幕代替了面對面,減少了患者前往醫療機構就醫的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現行互聯網醫療的服務范圍主要集中于慢性病、常見病的復診,這部分疾病的患者大部分是兒童和老年人,其就醫往往不便利或需要家人陪同,導致大量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短期內該政策產生最大的效果,應該是百姓醫療獲得感的提升。獲得感不強是兩輪醫改以來,投資大卻收效不明顯的問題,互聯網醫療的實施有望改善這個問題。
互聯網醫療政策應該是一套“組合拳”,如果后期服務購買(醫保)、硬件要求、藥品配送等相關配套政策能夠跟進出臺,互聯網醫療政策的執行效果會更加顯著。長期來看,互聯網醫療將會對現有的醫療模式產生一定程度的沖擊。例如,隨著越來越多慢性病和常見病的復診、家庭醫生服務通過互聯網的途徑得到執行,三級醫院的常見病患者將會減少,更加能夠按照國家對三級醫院的定位(疑難雜癥)去發展,有利于分級診療的快速推進。再如,互聯網醫療對電子病歷的要求很高,外地患者若想更多利用上海的資源進行互聯網醫療,需要當地提供符合要求的電子病歷,這就間接對全國電子病歷的標準化起到促進作用。同時,患者能夠提供自己的電子病歷給不同的醫生,也對不同機構、不同地區之間醫療信息的互聯互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間接促進了衛生信息化的深度發展。此外,互聯網醫療也為網約護士、藥品快遞規范化管理、醫保科學管理等百姓急需的醫療服務模式的實現奠定了基礎,有利于醫療服務整體的優化。
編輯:劉暢
關鍵詞:醫療 互聯網 政策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