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新舊對比，人民群眾日益覺醒，有些農奴已不甘于受壓迫和剝削，有的憤然掙脫農奴主的控制而逃離。據曾經是農奴主的家奴、后來擔任高級干部的巴桑回憶，她十多歲就為農奴主做苦役，15歲那年，實在不堪忍受農奴主的毒打，逃出了莊園。1956年，朗宗和邊壩宗100多位農民自發組織起來，開會擁護民主改革。1956年7月25日，拉薩林周的65位農民給十四世達賴喇嘛呈遞一封按有65個手印的聯名信，信中說：“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

通過新舊對比，西藏部分上層人士也開始擁護改革。自1952年，西藏工委陸續組織西藏地區的致敬團、國慶觀禮團、參觀團、佛教代表團等幾十個團體到內地參觀。各團成員親眼見到祖國內地的迅速發展，一部分愛國上層人士在思想深處發生重大變化，逐步消除了對改革的顧慮。

據堆龍德慶區旁村村民回憶：1956年，政府邀請西藏的莊園主到內地參觀，由于受到了教育和鼓勵，有一位名叫加察·格桑西熱的莊園主回來后，決定把土地分給農奴，并給他們自由。1956年，以大貴族出身的唐麥·貢覺白姆為團長的西藏婦女參觀團第一次到內地參觀，返藏后向拉薩郊區的農民宣傳民主改革能給人民帶來好處，宣傳民主改革的政策，促使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和愛國婦女聯誼會中許多成員主動擁護民主改革。

1957年9月，江孜發生頭人本根卻珠毒打農奴出身的旺欽平措事件，時任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聞聽此事非常氣憤，明確說道：“西藏人民肯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肯定要實行民主改革，這不僅是西藏人民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事業和走向幸福道路所需要的，也是人類向前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住的。”

大貴族宇拓的女兒桑林·次仁白珍，1952年為進藏解放軍教授藏語文，不畏反動上層分子的威脅和恫嚇，“堅信西藏人民總有一天能夠擺脫封建農奴制度的壓迫剝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一個人民群眾自己的政權”。

隨著人民群眾覺悟的提高以及上層人士發生的積極變化，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不失去既得利益，永遠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一些人不惜以發動叛亂來阻擋社會進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反動分子，違背歷史潮流和西藏廣大人民的意愿，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果斷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同時堅決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腐朽的社會形態被進步的社會形態替代的必然結果。民主改革在農村、牧區、寺廟、城鎮等陸續展開。

在80萬人口的農業區，通過充分發動群眾，第一步實行“三反雙減”，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和減租、減息；第二步分配土地，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世世代代受盡剝削和奴役的農奴獲得了自由解放，分得了280多萬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當熊熊烈火燒掉契約和債據時，翻身農奴載歌載舞，慶祝翻身解放的光輝節日。1960年初，20萬戶西藏農戶拿到了土地證，由于實行“誰種誰收”“減租減息”和廢除舊債等政策，勞動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折合糧食達十億多斤，平均每人可得1500多斤。乃東縣克松谿卡68歲的次仁卓嘎說：“我們支了一輩子烏拉，過去從沒敢想過自己有一塊土地，整天擔心的就是挨餓。人民政府現在給我們分了地，再也不怕挨餓了。”廣大翻身農奴高興地說：“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貴族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在28萬人口的牧業區，廢除了牧主的封建特權，主要實行“三反兩利”，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實行牧工、牧主兩利。沒收參加叛亂領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給原牧放者及貧苦牧民，對未參加叛亂的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牲畜仍歸牧主所有。這些保護措施，把封建的主奴關系改變為雇傭關系，調動了牧工保護牲畜和發展牲畜的積極性，也調動了牧主發展牧業和經營牧業的積極性，基本上達到了人畜兩安，克服了因叛亂分子大量宰殺牛羊造成的困難，牧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當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過去，當雄草原是我們自己的。后來，被色拉寺霸占了，從此，活人好像進了地獄。如今，新政府頒發了新的法令，我們選舉了自己的領導人，美麗的當雄草原，又回到了我們自己的手里。”

在寺廟，中國共產黨始終采取穩慎和穩妥的辦法，實行“三反三算”，開展反對叛亂、反對封建特權、反對封建剝削，算政治迫害賬、算階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運動，徹底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實行政治統一、政教分離，堅決打擊披著宗教外衣的叛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保護愛國守法寺廟，建立寺廟民主管理制度。對未參加叛亂的寺廟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同樣采取贖買政策。民主改革中，眾多的僧尼自愿還俗返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保留了寺廟553座，留寺僧尼7000多人，基本滿足了當時信教群眾宗教生活需要。

在城鎮實行“四反雙減”，發動群眾開展反叛亂、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剝削、反封建特權和減租、減息運動，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生產資料等進行贖買。實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執行叛與未叛區別對待的政策，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組織貧困市民、游民，恢復商業和自由交換，保障了城鄉供應，保證了社會秩序的迅速恢復和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同時，認真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反帝愛國、接受民主改革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分別安排適當的工作和生活。

四、 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西藏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了歷史飛躍。通過改革，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獲得了人身自由，成了新社會的主人。改革的全面完成，為在西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打下了堅實基礎。

——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獲得人身自由

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農奴不再被當作農奴主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占有失去賴以存在的基礎。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農奴生存、婚嫁、流動、居住、勞動、人身自由、人格尊嚴、接受教育等權利的制度枷鎖，百萬農奴實現了真正的人身解放。美國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萬農奴站起來》一書中記錄了受訪農奴對獲得人身自由的描述：“我原來總想送兒子上學識字，學點手藝，如裁縫什么的，可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已在內地上學了，將來回來，會成為有技術的工人，他再也不用像我那樣，被繁重的負擔壓彎了腰。”

民主改革廢除了寺廟的一切封建特權。僧尼獲得了平等權利和自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許多處于底層的僧尼沖破束縛，還俗返家。僅甘丹寺就有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還俗的僧人，政府按照路途遠近分別發給足夠的路費和安家費。同時，將要求參加工作的13名青年僧人介紹到拉薩百貨公司當售貨員，選送了一些年幼的僧人去學校讀書。對于愿意繼續留在甘丹寺的312名僧人，做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安排。民主改革還廢除了寺廟向宗（縣）、谿卡（莊園）、部落攤派僧額的制度，禁止寺廟強迫群眾當僧人。

——建立人民政權行使當家作主權利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與此同時，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也相繼被撤銷和結束工作。自此，西藏結束了幾種政權并存的局面。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下，西藏各級人民政權逐步建立。1959年7月中旬，西藏第一個鄉級農會凱松農民協會和第一個縣級農會乃東縣農民協會先后成立。昔日的農奴當選為農會主席和農會委員，帶領廣大群眾進行民主改革。到1960年底，西藏建立鄉級政權1009個，區級政權283個，縣級政權78個，專區（市）級政權8個，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達到1萬多人，4400多名翻身農奴成為基層干部。1961年下半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獲得翻身的廣大農奴徹底改變了昔日“會說話的工具”的地位，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西藏的政治舞臺，成為新西藏的主人，開始享有憲法和有關法律所賦予的舊社會所沒有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以高漲的政治熱情投入到選舉工作中，選舉產生了基層各級權力機關和政府。在西藏歷史上，首次實現了通過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主選舉產生各級地方政權。到1965年7月，普選工作基本完成，普選出的2600多名人民代表中，貧困農奴就有2200人。江孜縣的選民把選民證稱作“當家作主證”，把選舉看成一件大喜事，積極主動地參加人民代表的選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