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歷史人物畫的發(fā)展都經歷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對中國人物畫的發(fā)展產生哪些影響？本刊特別邀請幾十年來一直從事歷史人物畫創(chuàng)作的，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畫家李延聲。請他來為我們講述有關歷史人物畫的發(fā)展故事。

李延聲

《正氣篇》弘揚民族精神

記者：20世紀80年代時，您曾創(chuàng)作過一批題為《正氣篇》的畫作，您是怎么開始有創(chuàng)作這批畫的靈感呢？

李延聲：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的時候，文藝界也掀起了大討論，各種理論、各種觀念，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甚至當時有一種理論認為中國畫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全盤否定中國畫。我一直是學習中國畫的，當時也搞不大清楚，也很彷徨。

當時，我在中國畫研究院工作，跟李可染、黃胄、蔡若虹、葉淺予幾位老先生都多有接觸。我記得當時黃胄先生就說：“中國畫好不好，要中國人說了算，不能聽外國人的！”

后來，我參觀了李可染先生辦的一個畫展“東方既白”，老先生們的畫，畫得特別好，我也有了信心。我當時就認為，傳統(tǒng)文化不是什么窮途末路，而是“東方既白”，筆墨當為祖國山河立傳，要堅持走下去。

那時，我正在讀一本詩集《正氣篇》，是當時的安徽出版社社長黎洪搜集整理的詩集，從屈原、文天祥，一直到林則徐等等英雄人物，我覺得很有意義。看了李可染先生“東方既白”的畫展我很受啟發(fā)，于是，就以這個詩集為藍本，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創(chuàng)作一個系列的歷史人物畫，取名為《正氣篇》。

記者：進行《正氣篇》的創(chuàng)作，最大的難度表現在哪里？

李延聲：在中國繪畫史上，人物畫的高峰出現在唐宋時期，進入元明清以后，山水花鳥畫的發(fā)展逐漸達到高峰，人物畫整體出現衰落走勢，衰落的最大原因就是千人一面，概念化的東西比較多。因此，在我跟隨蔣兆和先生學習時，我發(fā)現蔣兆和先生除了造型、素描等筆墨功夫以外，他關注人本身、關注民間疾苦的人文精神，令人佩服。

在創(chuàng)作《正氣篇》時，我找到了大量的古代、近現代資料，還找到很多具體的、個性化的素材，主要用于了解這些人物。此外，藝術語言是要進行提煉的，英雄人物的“精氣神”表現也是需要技巧的。這些先賢、前輩們的個人經歷都是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相聯系的，“小我”要跟“大我”結合起來。因此，我花大力氣創(chuàng)作了《正氣篇》里100多位歷史杰出人物，并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展覽很成功，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勵。蔡若虹先生很稱贊，給我寫了序；艾青、黃胄先生給我題詞；啟功先生還專為我賦詩并題贈予我，他們都很肯定我的選題、立意，非常支持。后來，鄧穎超主席也給我題了字———“中華正氣”，我特別受鼓舞。

記者：《正氣篇》的創(chuàng)作，用了多久？您記憶最深的是什么？

李延聲：《正氣篇》一共畫了一年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鄭板橋和林則徐。首先，因為鄭板橋形象比較入畫，又詩書畫兼優(yōu)，關心民間疾苦，有“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一首詩，令我特別感動，因此封面用了我為鄭板橋所畫像。

還有就是林則徐。我在通讀《正氣篇》系列以后，感到林則徐的事跡特別悲壯。他虎門銷煙，長了我們民族的志氣，為人類禁毒不遺余力。后來他雖被發(fā)配新疆，卻仍然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寫下“猶聽江東戰(zhàn)鼓聲”的詩句，所以，我后來就專門畫了林則徐的畫像。

在展覽的時候，黃胄先生、蔡若虹先生在我的展廳整整待了一個上午，一直陪著我。我記得那個時候展覽在二樓，電梯還壞了，黃胄先生腿不好，他來的時候我扶著他走到二樓，他一張張看我的作品，直到中午，我又扶著他走下樓去，他也沒有吃飯。

作為我的早期作品，《正氣篇》系列得到了美術界比較好的反饋。當時蔡若虹先生評論說：“這是把愛憎分明的正氣歌吟和胸懷壯烈的英雄人物聯系在一起，并且采取視覺形象反映他們的精神風貌，這一設想無疑是新穎的、美好的、具有現實意義的。”但是，現在看來，這還算是我早期的作品，那時候40來歲，應該說繼承了傳統(tǒng)，還有好的立意，但是對藝術語言還沒有太多的研究，也沒有太多的創(chuàng)新，到后來的《魂系山河》才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