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南省委黨校 魏小雨

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高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這對于我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其中,第三十八條有關電商平臺審核與安全保障義務的條款在前期草案審議的過程中曾經歷多次修改,引起社會與學者的廣泛討論。該法條第二款規定:“對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內經營者的資質資格未盡到審核義務,或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睆淖畛鯇徸h稿中未明確規定安全保障義務到有明確規定,從最初規定與平臺內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到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再最終修改為承擔相應的責任。可以看出,電商平臺是否承擔安全保障義務、如何承擔安全保障義務、承擔義務的程度與范圍等始終是互聯網平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這既涉及如何有效保護平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涉及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目標。尤其從數月內接連發生的兩起滴滴順風車惡性案件可見,合理確立電商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已成為網絡經濟領域內公眾最為關心的首要議題。

《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歷經多次修改到如今成文,最主要的考慮在于實踐中電商平臺履行安全保障義務存在多種復雜情形,在履行義務時應根據具體情形分別判斷應采取的責任形式。結合近日滴滴順風車案件及目前電商平臺的實際運行情況,科學合理的確立電商平臺安全保障義務起碼應具備以下標準:

首先,安全保障義務的設立應具體、明晰。例如,《電子商務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收到用戶信息查詢或者更正、刪除的申請的,應當在核實身份后及時提供查詢或者更正、刪除用戶信息?！痹跇非宓蔚雾橈L車司機殺人案中,從被害人朋友向滴滴平臺反映被害人情況到滴滴反饋司機信息,時長約3個小時。中途警方索要司機及車輛信息兩度被拒,直至提供介紹信及兩名民警的警官證后才收到相應信息。盡管在滴滴事后的道歉聲明中,認為自己延遲提供信息的原因是出于隱私保護的考慮,只能將用戶的信息給予警方。但本案中這表面看起來合理的做法卻極大耽誤了保護乘客人身安全的時機,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因此,法條中的“核實身份”“及時”等法律要素應作具體、明晰的辯義理解:在電商平臺知道或應當知道平臺內經營者正在或即將發生損害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的緊急情況下,應主動報警或向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報告,在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信息查詢人身份后,立即提供相關信息并給予其他平臺業務范圍內的幫助。

其次,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應依據合理注意標準。即義務人承擔的安全保障義務的程度,依據于行為人對于危險的認知和預防難度。假如危險憑借一般的社會性知識即可以認知,則推定為受害人可以預見并采取適當的措施加以防范,如受害人因此致損,義務人不對此損害后果承擔責任。而隨著危險的認知和預防難度加大,義務人所承擔的安全保障義務也越大。電商平臺中,消費者對于商品和服務的危險性判斷主要依賴于平臺提供的信息,對于危險的認知和防范能力普遍較弱。與之相比,電商平臺通常具有大數據優勢及平臺內經營者的整合能力,因此承擔高于普通網絡用戶的注意標準才是合理的。在樂清滴滴順風車主作案前一天,滴滴平臺便曾收到另一乘客對于該司機的投訴,可是并未在承諾的兩小時內回復并對此投訴作出處理,在其他乘客顯然無法預知危險的前提下,可以推定滴滴對次日發生的危險是可以預見的,卻并未采取適當的措施加以防范,這是嚴重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

再次,安全保障義務的適用應留下司法裁量空間。正如《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修改時所考慮的,在判斷電商平臺是否具有安全保障義務及承擔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程度時,應區分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例如,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務,電商平臺應具備最高的注意標準。在消費者舉證困難,無法證明自己明知平臺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有危險的情形下,可考慮舉證責任倒置,將證明責任給予平臺。再如,對于電商平臺自營的業務,其顯然應承擔與商品銷售者或服務提供者同等的安全保障義務。對于非自營的業務,電商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主要體現在技術保護、信息處理等方面,其標準應低于自營業務領域。將安全保障義務分類別適用,在平臺責任劃分上予以法官司法裁量的空間。這有助于電商新業態的興起,使電子商務更好地服務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幫助行業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