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

28歲的工程師張行不太欣賞迭代。他追求代碼之美，定義清晰、便于復制和延展，在數學上簡潔漂亮。像一棵樹，葉片交錯不遮擋彼此的陽光，枝干延伸出無數可能。

迭代的快速進程不允許他有太多精力投注于美的建造。他目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參與無人駕駛技術的研發工作，團隊最近的任務相當于在1個月內將算法的“房子”擴建一倍：地基重打，構架再建，磚瓦另鋪一遍。

他工作過的上家公司是通信領域的一家外企。那家企業的代碼倒算“標準漂亮”，工作節奏平緩，辦公室著裝嚴肅，不允許穿短褲。他是部門里最年輕的，周圍同事大多30歲出頭，下班不多待，掐點去接小孩。

2018年新年前夕，他所在的整個部門被裁撤了。在那之前的數月，這個消息是公司只對他們保守的秘密。部門同事被頻繁派往海外公差，不再深入工作，只被要求進行交接。宣布的那天，一個西裝革履的外國人帶著一個膀大腰圓的中國保鏢走進了格子間，所有人才醒悟過來。

公司提供了十幾萬元的補償金，同事們互相調侃“多裁幾次就發財了”。裁員第二天早晨，他睜開眼，在習慣性要起身的一瞬間意識到，自己無班可上了。

整個通信行業內，外企的劣勢日益明顯。那些“生猛迭代、拼命進化”的中國企業正在占領主導位置。

這個行業也終不敵互聯網的風頭。風光竟在往日，張行一位同事10年前從東北一家工科院校畢業時，同學們爭相去中興、華為的招聘攤位前遞簡歷，只有那些成績一般的，才不得不選擇深圳市一家名為騰訊的“小民企”。

在西二旗，擊退張行前公司的一家中國通信企業里，張行的同學王召常常思索：自己是不是“看得太開了”。

王召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可運氣不好，入職時間卡在公司兩次集體漲薪之間，前輩后輩都比他收入高。他能感覺到這家公司與互聯網企業在氣氛上的差別，更像是家嚴肅的國企，層級明確，團隊氣氛容不得玩笑。他換了幾次組，試圖和最前沿的領域更近一點——“做技術的都有這樣的執著”。但行業受限，公司能提供的前沿是有限度的。

他開始考慮跳槽。經驗證明，跳槽是程序員解決一切問題的捷徑。

對于局外人來說，跳槽總是毫無預警地發生。林一周圍，隔一段日子有人會突然提出請客——要離開了。那些事先張揚的跳槽往往難以貫徹，更多時候是一種暗示上司漲薪的要挾。

根據朋友們的經歷，下家公司負責面試的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對技術專業水平缺乏深入認識。他們往往秉持一個簡單粗暴的標準：一個人的價值由他在上家公司的收入決定，在此基礎上給予一個漲幅即可。

同公司內，漲薪和升職的比例被嚴格控制。因此，越頻繁的跳槽往往能帶來越多的福利。只是，跳得太過火了也會被雇主嫌棄忠誠度太低。一個較合理的節奏被摸索出來：18個月跳一次。

同一領域的圈子里，有時同一撥兒面孔換來換去，在不同的招牌下交迭出現。林一覺得這樣不太合理，“外來的和尚不總是會念經”。

陳嘉嘉則認可跳槽的調節作用，“其他公司的經驗和視角是值錢的”。她剛跳出了西二旗，薪水也躍到了之前的兩倍。她覺得自己還算幸運，每一次在小組和公司間的跳躍，都落在了當時最具增長空間的領域，成長更快，收獲也更多。

在她的世界里，等級C是個可怕的字眼。同類詞還有等級D或3.25(滿分是4)，公司不同修辭不同。

這個字眼代表著淘汰。程序員在KPI(關鍵績效指標)上不合格時，可能會收獲這樣的評價。這意味著在未來的一年里，他們沒有漲薪資格，也無法獲得年終獎。收到這樣的判決，他們只有一條路：自己選擇離開。

為了激發員工的最大工作效率，互聯網公司往往會設置一定的淘汰比例。在陳嘉嘉待過的公司，每10個人中有1個人會被打上等級C的標簽。

去留之戰也在同公司的團隊之間打響。一些互聯網公司會在發展成熟的領域設置兩支研發目標一致的團隊，稱為A隊和B隊。兩支隊伍在競爭壓力下爭分奪秒，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失誤。只有一隊最終能被選擇。

林一所在的團隊年輕，又前行在未被踏足的道路上，同伴彼此信任，有種歸屬感。一位業界前輩曾和他們短暫合作過，對自己的代碼護得很嚴，要求明確標出屬于自己的成果。年輕人覺得他奇怪。“他可能也覺得我們怪吧，沒吃過虧。”林一說。

在林一入職前，這家創業公司正陷于一場大戰，對抗一位力求進入中國的國際對手。緊張的空氣籠罩在公司上下，錢和人是彈藥，被第一時間搬往可能遭到攻擊的防線。林一暗自擔心了一陣，怕還沒畢業東家就沒了。

這家公司挺住了，收購了對方的中國分支，對方退出中國市場。今年初再戰國內另一家創業公司，公司氣氛明顯淡定了很多——之前那么大的敵手都斗贏了。

“戰爭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林一說，“有戰爭才需要我們啊。”

錢

陳嘉嘉感謝互聯網，她覺得只有在這個急劇擴張的行業里，年輕人可以不靠拼爹，憑一己之力一行一行寫出一個未來，獲得跨越階層的報償。

相比剛入行時，她工資多了4倍還多，年薪接近百萬元。她不化妝，忙碌起來頭發都可以到公司后才梳，入夏后穿一雙塑膠拖鞋，見朋友時才換成涼鞋。她對包包失去了興趣，日常拎一個小塑料袋，里頭兜著門鑰匙、手機和工卡。塑料袋是公司發水果時送的，丟了也不可惜。

她能無縫融入西二旗浩蕩的“碼農”中，夏天是格子襯衫和T恤褲衩的海洋，秋冬則覆蓋著連帽衫和羽絨服。他們中不少背著公司統一配發的雙肩包，保護著筆記本電腦，隨時可以拿出來寫上一行代碼。

“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們中有誰手里握著價值幾百萬元的股權。”陳嘉嘉說。在她看來，收入變了，追求“高效簡潔”的生活習慣沒必要跟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