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3日，甬久商貿通過郵件向中民飛發送了兩份邀請函，分別為甬久商貿和杉杉物產邀請中民飛考察并洽談業務，上面蓋有甬久商貿和杉杉物產的公章，郵件還附有甬久商貿提出的代辦信用證和代理進口的合作方案介紹。

“當時，甬久在合作方案里有意渲染杉杉物產是他們的主要供應商，稱他們40%以上的業務是與杉杉物產合作的，劉春梅是杉杉物產此項業務的負責人。為了讓我們放心合作，羅家濤和劉春梅還安排我們前往寧波進行了考察。”王剛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隨后的8月10日，中民飛與甬久簽訂了《代理進口協議》。8月11日，中民飛又與邏各斯簽訂了《買賣合同》，約定中民飛向邏各斯購買貨值485.89萬美元的烯烴類貨物，并于8月18日前開出90天遠期信用證，后來雙方將開證日期延遲至9月15日前。

“簽完合同后，劉春梅就不斷催促我們盡快開立90天的遠期信用證。但我們多次向她核實貨物信息、到達港口和到港日期等信息時，卻一直沒有得到真實的情況反饋。加上我們對這種代理開證的合法性有所顧慮，最后沒有給邏各斯開立信用證。”王剛表示。

與金隅商貿等被卷入甬久商貿驚天騙局的8家公司不同的是，由于在開立90天遠期信用證的問題上出現了卡殼，中民飛最終沒有幫甬久商貿從邏各斯代理進口烯烴，從而幸運地躲過一劫。

但是，與金隅商貿一樣，中民飛同樣被邏各斯以信用證違約為由告上了法庭。邏各斯請求法院判令中民飛賠償因為信用證違約而產生的貨物轉收差價、滯報金、報關費等一系列損失，以及因損失產生的利息，共計1820.5萬元。

中國證券報注意到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在庭審中，中民飛出具的證據顯示，早在2015年7月7日至8月1日期間，合同項下的貨物就已經全部到港。但是，8月31日，邏各斯卻通過郵件告知中民飛，貨物將于9月10日前到達上海港、寧波港。

讓中民飛難以理解的是，既然在簽訂《買賣合同》之前，合同項下的貨物就已經全部到港，完全是現貨，并非專門進口，邏各斯卻要求其賠償滯報金、報關費、堆積保管費、港口作業包干費、滯箱費等一系列損失。

一個更大的疑問是：既然貨物早就到港了，杉杉物產為什么要對中民飛隱瞞貨物的實際到港信息？同時，貨物已經到港就不存在進口問題，杉杉物產卻催促中民飛給邏各斯開具進口貨物所需的90天遠期信用證，豈不是多此一舉嗎？

排除種種迷霧，杉杉物產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么？5月17日，中國證券報記者多次致電杉杉物產，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向領導匯報以后回復，但截至發稿前并未回復。

融資性貿易陰云

王剛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整個貿易鏈條中，杉杉物產的真實目的并不是貿易，而是拿到中民飛等代理公司開立的90天遠期信用證后，去進行融資。

他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為了應對邏各斯的訴訟，中民飛在整理過往的民事判決書的過程中發現，邏各斯作為原告的多起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中，均通過開立90天遠期信用證而實現融資目的。

這種融資模式對于很多業內人士來說并不陌生，即“融資性貿易”。這就是杉杉物產對90天遠期信用證念念不忘，甚至不惜隱瞞貨物真實到港信息，而要中民飛為其開立90天遠期信用證的原因所在。

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融資性貿易主要有7種模式，“邏各斯-代理公司-甬久商貿”構建的貿易閉環被稱作“委托采購”模式。此外，還有托盤貿易、循環貿易、質押監管、倉儲保管、保稅倉、保理等模式。

中國證券報記者梳理案件過程中留意到一個有意思的情況：被羅家濤一伙盯上的公司，國泰華盛、國泰盛大、金隅商貿、上海海外、廈門國際、東方國際、舜天漢唐、重慶外貿、中民飛，無一例外都具有國企的背景。

“當時，甬久商貿找到我們時也是看到我們的名字是‘中’字頭，以為我們有國企甚至央企背景。”張麗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但我們不做貿易，沒有大宗的流水，也沒有這種融資需求，所以才去找金隅商貿。”

那么，羅家濤一伙為什么專挑具有國企背景的企業進行詐騙？

“開立信用證需要保證金，如果在銀行有授信，最少只需要交10%的保證金就行。如果沒有授信，則需要交100%的保證金。所以，這種融資性貿易一般都找信用資質好的國企開立信用證。”某大型商業銀行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他進一步指出，很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很難從銀行拿到貸款，民間信貸的融資成本又太高。而不少國企資金頭寸比較寬松，容易從銀行獲得授信。兩者結合，在企業之間的借貸被明令禁止的情況下，就產生了融資性貿易這種模式，并在2015年前后大量流行，甚至一度被看作是一種金融創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