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齊明珠、徐芳

當前,我國城鎮流動人口規模已達2.5億,其中超過80%為農業轉移人口。近年來,流動人口群體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新趨勢。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流動人口的新變化,將有助于更好提升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融合水平,更好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而完善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有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這些新特征、新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不同行業對流動人口的崗位技能需求都有明顯提高,因而高學歷、高技能人才流動增多。尤其是年輕流動人口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流動人口比例逐年遞增。

二是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明顯提升。有研究顯示,從地域分類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大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月收入最高;從年齡分類看,25歲至44歲的勞動者收入最高。

三是流動人口家庭化向更深層次發展。近年來,流動人口攜配偶、子女、老人漸次流動的情況增多,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老人隨成年子女進入流入地,流動人口家庭化程度加深。隨之而來的是,流動兒童入學、隨遷老人異地養老就醫等方面的市民化需求也更加迫切,這些情況值得關注。

四是流動人口長期居留意愿強烈。總體來看,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平均居住年限接近5年,其終身居留的意愿明顯,終身居留的態勢已然顯現。最新的區域性調查顯示,部分流動人口明確表示不再回老家,年老后會在流入地“定居”。以往流動人口年輕時出來打工、中老年后回老家生活的模式正在被打破。

五是高學歷、高技能流動人口群體形成。以受過高等教育為最基本特征和分界線,流動人口中出現一大批高學歷、高收入、高技能人才,他們的行業和職業結構特征更加符合流入地城市的發展定位。

六是部分流動人口處于“三低”情境。與高學歷、高技能群體相反,流動人口中也有一部分群體以低學歷為最基本特征,缺少專業技能,以在低次級產業就業為主,收入雖然比家鄉高,但大大低于流入地的平均水平。

流動人口個人和家庭呈現出的新特征和新趨勢,對相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好適應流動人口的變化趨勢,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做好相關工作。

第一,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廣泛推行居住證制度,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當前,以戶籍為依托的社會管理體制難以適應流動人口發展新趨勢的需要,部分城市正在實行的居住證制度可以賦予農業轉移人口更多與流入地居民類似的就業、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以此為契機,可探索從制度上進一步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在此過程中,實現對農業轉移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分類指導、分層推進戶口遷移政策,避免一刀切。我國幅員遼闊,各區域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協調度、人口的區域承載力差別較大,因此需根據流入地的具體情況,確定適當的戶口遷移政策,不冒進,也不能無作為。應在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對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功能定位的人群分階段放開非農業戶籍。對人口壓力較大的城市,在全面推行居住證制度的同時,進一步完善并落實好積分落戶制等現行政策。

第三,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破解制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體制障礙。農業轉移人口在參加和享受包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在內的基本社會保障方面尚有諸多障礙。應逐步全面推行全民參保計劃,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盡快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保障適度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破除制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體制障礙。

第四,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基本權利。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龐大,保障流動兒童教育關系到我國未來人口素質的提升,這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的背景下尤顯重要,應從法律、制度層面整體地加以考慮和解決。

第五,調整供給和需求,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生活質量,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可適度減少低次級就業崗位需求,減少低質量居住、低成本不規范的生活供給,防止形成新的“城中村”。著力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總體生活質量,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生活方式市民化,破解城市內部的二元分割,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

第六,建立適應城鄉區域一體化的新型人口信息共享平臺,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信息支撐。人口信息是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數據基礎,更是深入開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信息保障。在實際工作中,人口信息存在分布零散、重復收集、不完整、不規范等情況。應對癥下藥,逐步建立和完善統一的人口信息登記及共享平臺,從源頭上準確掌握人口動態變化,與社會保障、健康醫療、稅務管理、居民服務等信息全面打通、實時共享,消除信息孤島,提升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信息支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