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深刻變革

或許正是體會到了復蘇的艱難,全球經濟哪怕才剛剛顯露出一絲走出疲弱復蘇的曙光,就會讓許多人如釋重負。“春天到了,全球經濟的春天也來了?！崩拥略诮衲闕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的這樣一句開場白,與其說是展望未來所發出的憧憬,不如看作是回顧過去所流露的惆悵。

2008年9月23日,時任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左一)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左二)敦促國會盡快通過金融救援計劃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并列,成為第五種世界貨幣。對此,拉加德表示,作為SDR創建以來首次納入的發展中國家貨幣,人民幣入籃將加速國際金融制度的改革。這一舉動,顯然與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對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強烈的改革要求相呼應。

“分析此次從美國爆發的危機蔓延的原因,關鍵一點是西方制度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缺陷。”采訪中,徐洪才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談到,長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中一直是美元獨大,“這種格局意味著把世界經濟的所有責任都壓在美元身上,而美國顯然已沒有這個能力”。

危機引爆后,美聯儲先后推出數輪量寬政策,壓低基準利率,借此支撐和刺激經濟增長。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實際上是美國通過放水印鈔,讓美元匯率不斷下跌,由此分散、轉嫁危機,讓別國為美國之錯埋單。歐洲扛不住了,越來越多的過度依賴美元的國家扛不住了,改革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成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愿望。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而中國實行的是與西方不同的制度。

不僅僅是金融領域,這場危機讓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所存在的多方面弊病和漏洞都暴露出來。聯合國《2010年世界經濟與社會概覽:重探全球發展之路》報告指出,“多重危機接踵而至,暴露了我們的全球治理機制在這些挑戰面前,存在的嚴重弱點?！?/p>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看來,這些“弱點”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始終是發達國家主導,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有效參與全球治理決策;

二是過度強調經濟自由化,忽視全球經濟均衡發展;

三是忽視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已遠遠超過政治全球化速度的現實,多邊組織決策體制陷入公平赤字、公正赤字、民主赤字的窘境,無法真正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由一種國家制度主導的全球治理,若排斥另一種富有生機制度的國家,必然會把世界引入發展的對立面。根據IMF的測算,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的“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強;而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從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再到2010年的約30%。

“如今,沒有中國等新興國家,你解決不了全球經濟危機,因此G8已經過時了?！痹缭?008年11月29日,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科齊在多哈舉行的聯合國財務發展會議上所做的一番表態,讓西方世界有了不同的聲音。

危機倒逼改革。在國際社會共同推動下,二十國集團(G20)走上前臺。2008年11月,G20首次領導人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2009年9月,匹茲堡峰會宣布,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首要平臺;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提出要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G20更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思路……

“G20峰會揭開了全球治理新的一頁。”有評論分析道,這標志著全球治理不再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從一個由少數發達國家“說了算”的舊時代,進入到一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商共量,走向公正合理的新時代。

“事實證明,過去九年,G20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辈稍L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張茂榮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談到,這其中包括加強政策協調,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設立《增長框架》,推動世界經濟持續復蘇;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提升新興經濟體代表性和發言權;多措并舉,促進貿易與投資;立足長遠,推動包容、綠色發展……

在他看來,這一系列成果,不僅有效維護了世界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為各國逐步擺脫危機影響貢獻良多;而且夯實了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的地位,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漸漸從全球經濟治理的“配角”走向舞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