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基礎任務是做優做強做大以先進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戰略支撐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構建創新型國家,制度安排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經濟動力體系的形成,最終是要讓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一個國家經濟達到現代化水平后,其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要超過60%~80%。走入新時代,要大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三大變革”。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動力轉化,形成現代化經濟動力體系。最終目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在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之外,提高科技進步、體制優化、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的超額利潤貢獻,這是現代經濟社會共同的標準。

走入新時代,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先從“三去一降一補”入手。做好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首先是減,就是去產能,“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去”;其次是做加法,新興產業的發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第三是做乘法,加大技術創新的投入;第四是做除法,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加快建立落后產能退出機制,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加快形成產業升級機制,以資產重組、資本整合、產業融合為路徑,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農業“接二連三”、傳統產業嫁接新技術新模式,真正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

走入新時代,創新驅動是戰略支撐。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愿景。要加強基礎研究,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智慧社會提供堅實的科學技術支撐;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強化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運用;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要激勵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實現人口“紅利”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升級。

走入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是補短關鍵。鄉村振興的關鍵和重點是產業振興。只有農村產業振興了,才有可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崗位,為農民增收和農村富裕拓展持續穩定的渠道。我國農業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不僅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更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3%至6%的水平。要全面振興鄉村,就必須充分發揮科技和人才的引領作用,進一步加大農業科技資金投入,整合各方面科技創新資源,完善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和農業農村科技推廣服務體系,依靠科技創新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新活力;同時,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走入新時代,實體經濟是著力點。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標準提高水平。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走入新時代,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是底線任務。今年以來,金融脫實向虛的態勢得到初步扭轉。金融監管協調性和穿透性增強,監管套利亂象減少,同業業務、影子銀行、資管理財快速膨脹的勢頭得到遏制,經濟金融風險聚集的勢頭減緩,為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營造了良好環境。也應看到,市場主體“風險免疫系統”沒有經受洗禮,防范風險的主體意識不強。必須將防范和應對風險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進行系統性謀劃,從事前、事中、事后的整體視角進行設計,事前加強風險的預判和防范,事中加強風險的應對和處置,事后加強風險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設。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堅持主動防范、系統應對、標本兼治、守住底線,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著力控制增量,積極處置存量,通過科學的風險處置,不斷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走入新時代,現代財政制度是重要支柱。要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權責清晰,就是要形成中央領導、合理授權、依法規范、運轉高效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模式。加強與相關領域改革的協同,合理劃分各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財力協調,就是要形成中央與地方合理的財力格局,為各級政府履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提供有力保障。在保持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前提下,科學確定共享稅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適當增加地方稅種,形成以共享稅為主、專享稅為輔,共享稅分享合理、專享稅劃分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體系。區域均衡,就是要著力增加財政困難地區兜底能力,穩步提升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根據東中西部地區財力差異狀況、各項基本公共服務的屬性,規范基本公共服務共同財政事權的支出責任分擔方式。及時調整完善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辦法,提升轉移支付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效果。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