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厲以寧的專業是西方經濟學,而他用功最深的也是西方經濟學。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他學習的主要課程就是西方經濟學、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1955年大學畢業后,他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料員,具體工作是翻譯俄文和英文的西方經濟史參考資料,從而積淀下了深厚的西方經濟學功底。1962年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經濟系開始主講“外國經濟史”課程,并做了大量的讀書和研究筆記作為講課的參考材料,六年后因故中斷。1980年,北京大學經濟系恢復了“外國經濟史”課程,厲以寧又走上講臺,講課的范圍涉及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史、西方宏觀經濟學說史等,還為研究生開設了經濟史比較研究、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史名著選讀等課程。講課之余,厲以寧又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研究體會,從1985年到2015年,相繼出版了《西方經濟學》《西方宏觀經濟學說史教程》《西方經濟史探索》等10部專著。按照厲以寧的說法,一個人任何時候讀過的書、思考過的問題、付出過的努力,都沒有白費的,最后都會成為他自己的思想。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學界的責任

厲以寧在北大的課堂上和部分經濟論壇中多次談到,學習西方經濟學近300年來的演變歷史,不僅有利于我們深入了解西方經濟學是怎樣一步步變化的,而且還有利于我們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學說體系的認識。他認為,西方經濟學大體上可分為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三部分。西方近現代經濟學的形成是同工業化的發展連接在一起的,亞當·斯密是古典學派的奠基人,但他那個時候的經濟學還沒有門類劃分,都是既研究微觀經濟活動,也研究宏觀經濟活動,還研究制度、倫理、文化方向的問題。

古典學派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市場理論等,他們從工業化的實踐中總結出,經濟發展的絕對均衡是做不到的,只能做到相對均衡,關鍵是要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供給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因此,政府的任務主要是制定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清除經濟增長中的障礙。他們還認為,對落后企業應該由市場來進行淘汰,而不是政府命令或強制。大衛·李嘉圖是古典學派最后一位有影響的領軍人物,他一直堅持勞動價值論。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相交之際,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為代表形成了新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摒棄了勞動價值論,但仍堅持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新古典學派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居于主流地位。直到1929年美國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浪潮也從美國傳遞到西歐和世界上許多國家,新古典學派卻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約翰·凱恩斯當時也是新古典學派的一員,但他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從新古典學派的相對均衡理論轉為非均衡理論的倡導者。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需求不足難以避免,所以必須有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即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需求不足時,失業率高,這時可以采取刺激需求的寬松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在需求過大時,物價上漲,這時可以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的非均衡理論成為主流經濟學說,被許多國家所采納。

凱恩斯需求調節理論的推行雖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卻給資本主義帶來不少新的矛盾和難題,于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興起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中心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學派。貨幣學派遵循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傳統,認為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就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穩定。貨幣供給一向是經濟活動起伏的唯一影響來源,只要長時期內保持貨幣的中性,就可以通過貨幣數量的增減,既維持經濟增長,又避免通貨膨脹。關于失業問題,貨幣學派認為,經濟中存在著自然失業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所以凱恩斯的需求調節主張是無根據的,也是無效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學派產生之前。當初寫作《資本論》時,馬克思閱讀了大量重商主義、官房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闡明了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品分配的規律,不僅堅持了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而且還創造了剩余價值論。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揭示資本家剝削的秘密,成為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馬克思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闡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從而得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讓位于社會主義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發展的科學,它產生于實踐,由實踐賦予活力和新的內容,并由實踐來檢驗。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釋和新的論述,這就要求中國的經濟學界不斷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推向前進。這是歷史賦予中國經濟學界不可推卸的責任。

凱恩斯財政赤字無害論的不足

筆者做的是縣域財政問題研究,厲以寧老師跟我講得最多的就是財政學領域的問題。他說,財政收支平衡是一國財政的最佳情況,但在國家實際執行財政過程中,經常需要大量的財富來解決大批問題,因此就會出現入不敷出的局面。尤其是在居民消費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資,以拉動經濟的增長,但這不是長久之計。當一個國家財政赤字累積過高時,對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日后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就只能靠減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這兩項措施,對于經濟或社會的穩定都有不良的影響,因此必須把財政赤字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厲以寧經常談起約翰·凱恩斯的主張。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病根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很難靠居民或企業的自發調節去解決,而必須要有政府的干預才能實現,所以國家應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采取赤字財政來擴大公共投資,提振有效需求,促進就業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2009年以來在歐洲部分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后,經濟學界和一些國家的政府都認識到了赤字財政的不足,長期實施赤字財政,不僅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而且還容易誘發通貨膨脹,對經濟社會造成沖擊。

厲以寧認為,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是凱恩斯理論的追隨者,他們提出的財政收支周期平衡理論(即經濟衰退時發生赤字,經濟繁榮時再消除赤字)已經破產。因為有三個新情況是凱恩斯當時所沒有料到的:一是當時沒有政治周期概念,只有經濟周期概念。政治周期是指每4年或5年一次的大選,影響著執政黨和在野黨。任何一個政黨在上臺執政的前兩年,都要想法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后兩年,就得準備下次大選,準備新的承諾。因此,每屆政府無論如何都要設法擴大財政赤字。二是社會福利有剛性。福利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社會保障支出上去了就下不來。三是國家如果不還債,就不會有人買它的新債,不僅本國人不買,外國人也不買。所以歐盟現在努力將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的這個做法是合理的。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需要與時俱進

厲以寧在多個場合談到過約瑟夫·熊彼特和他的“創新理論”。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創新的主動力來自于企業家精神。在沒有創新的情況下,經濟只能處于一種“循環流轉”的均衡狀態,經濟增長只是數量的變化,這種數量關系無論如何積累,本身并不能創造出具有質的飛躍的經濟發展。熊彼特還認為,創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壟斷,從而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繁榮;但當創新擴展到相當多的企業之后,盈利機會趨于消失,經濟就開始衰退,直到新的創新行為出現。整個經濟體系將在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構成的周期性運動過程中前進。

厲以寧認為,熊彼特雖然歪曲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認為是創新浪潮的消逝引起了危機,但他關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論述對西方經濟學界影響很大。在信息經濟時代,我們必須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進行再認識。與熊彼特時代相比,現在已經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經濟發展要素中最重要的創新是信息重組,而非生產要素重組。熊彼特一生都在呼吁將科學發明家和企業家進行完美組合,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發明家跟企業家沒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所以政府在創新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很重要,除了改善投資環境外,政府還應協助企業家解決發明家的顧慮,理順企業家和發明家之間的關系。企業發展除了要解決好資金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創意,有創意才有創新,有創新才有創業。可以說,當今市場上不缺資金,缺少的是創意和項目。只要有了創意就不怕資本不來追逐,資金找項目遠遠重要于項目找資金。這些都跟熊彼特當年遇到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此外,創新還需要做好人才工作,創意創新都需要依靠懂技術、懂市場、懂管理的各類人才。所以除了優惠政策外,還要有更好的投資和吸引人才的環境,唯有如此,創新創意才能由小變大并落地生根。

厲以寧講,創新往前走,經濟就增長,經濟停滯就因為前一個創新的效率已經使用殆盡,后一個創新還沒到。傳統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生產要素的重組,互聯網經濟時代的創新是信息的重組。所以說,時代在飛速變化,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更新和社會發展,觀念轉變才有創意創新,才有出路。不管是個人還是政府,不管是觀念上還是行動上,都應跟上時代的變化。

跟隨厲以寧老師從事應用經濟學研究7年多,多次聽到他在課堂上、論壇中、會談時行云流水般地講西方經濟學問題,也多次聽到他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的討論和發言中以及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卷舒自如地談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一些看法和觀點。聽得多了,就會感到厲以寧老師心中有一團火在燃燒,他講的雖然是西方經濟學,但他更關心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想著的是如何在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方面做出理論新貢獻。這段經歷和感悟在我的人生中彌足珍貴。

(作者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