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翹首以盼黨的十九大召開。在我國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新一輪政治經濟周期即將開啟之際,適應經濟發展進入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動能轉換的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迫切需要從戰略層面研究、認識和處理好八大關系。

第一,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關系。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出現重大變化,勞動力供給減少,資源能源趨緊,全要素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下降,居民消費升級換代越來越快。然而,供給總量、能力、結構和方式卻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在許多行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一些居民“持幣待購”或者通過境外滿足需求。解決這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既要完善需求管理政策,更要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需求側管理。實際上,供給與需求不過是同一經濟現象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從強調需求側管理,到強調供給側管理,再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明我國從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轉變,從重視經濟增長數量和速度向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變。

第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當然,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靈藥。當市場機制無法內生足夠的增長動力時,就需要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國作為追趕型經濟體,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又要遵循市場規律,善于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制定更加精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實現財政投入從直接到間接、從無償到有償、從點到面的轉變,推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保護幼稚產業,培育新興市場,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關系。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脊梁,既包括傳統產業,也包括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都可以增加新動能,決不能把兩者割裂甚至對立起來。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喜新厭舊”傾向,重視發展新興產業,對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卻關注不夠,有的地方“熊熊高爐即將熄滅,星星之火尚未燎原”。

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產業一直是解決勞動就業、穩定經濟增長、改善民生福祉的主體力量,在絕大多數地方還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沒有落后產業,只有落后技術。要注重運用新技術、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充分發揮好傳統產業的基礎和比較優勢,在存量調整中催生增量,以做大增量促進存量調整,促進傳統產業煥發生機。

新興產業代表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雖然體量較小,我們還是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和產業發展方向,制定新行業戰略規劃,開放新產業進入門檻,切實支持和發展技術密集、知識密集、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新興戰略產業,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四,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近些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加快,制造業比重大幅下降。第二產業從1978年47.6%下降為2016年39.8%,第三產業從24.5%上升為52.8%。與此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一些模糊認識。有觀點認為,我國已基本完成工業化,未來主要靠服務業帶動,甚至還將化解過剩產能、治理環境污染誤讀為“去工業化”。

從歷史上看,制造業比重逐步降低是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必然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制造業地位下降。一些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過早放棄了對制造業的堅持,結果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發達國家也是因為制造業空心化,導致經濟結構失衡。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推動世界制造業格局“大洗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制定出臺促進制造業發展的舉措。我國制造業發展不僅承受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先壓力,還面臨新興國家和地區的追趕壓力。

制造業是服務業的基礎和市場,生產性服務業更是制造業的延伸和擴展。我們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但一定要以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制造業價值鏈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為目的。

第五,實體經濟與金融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不斷發展壯大,2015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8%以上,超過美國。盡管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額快速增長,但更多資金是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大量流動性沒有進入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沒有解決,資金“嫌實愛虛”“薄實厚虛”“脫實入虛”加劇,金融與實體經濟出現嚴重失衡。

對于一個大國來說,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是不會長久的。無論金融業還是金融市場,無論金融改革還是金融發展,都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并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從長遠考慮,需要積極推動金融改革。要加快發展民營銀行、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體系,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吸引全社會的沉淀資本通過股票、債券、票據、金融衍生品進入實體經濟。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建立起資金流動性風險與投資回報之間相匹配的有效機制,暢通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管道。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逐步健全債券市場,不斷完善保險市場,穩步推進資產證券化試點,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務業務,限制金融機構自營衍生品交易,加快清理金融服務中過高收費項目,嚴厲打擊資本炒作和各種金融投機行為,主動擠出金融泡沫。推動行業收益率再平衡,縮小行業間收益差距,促進資金、人才、技術等各類生產要素更多地向實體經濟聚集。

第六,實體經濟與房地產的關系。房地產涉及鋼鐵、水泥、玻璃、塑料、家電、裝潢材料、物業管理、評估中介等60多個行業,不僅為城鎮居民提供了安居場所,也有力地推動了城鎮化進程。房地產雖然還沒有被政府正式列為支柱產業,但事實上卻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1978年,我國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不到2%,21世紀初升至4%左右,目前已經超過6%。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很多城市,房地產已成為支柱產業和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要看到,房地產本身具有的“高風險”“高泡沫”特性也阻礙了實體經濟發展。

從世界范圍看,沒有任何一個經濟發達國家將房地產業推高到經濟支柱產業。房地產業再發達,也不可能真正實現民富國強。當前我國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減少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推動房地產與實體經濟收益率再平衡。要大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強化房地產市場調控頂層設計,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因城施策去庫存,運用各種工具抑制炒房投機行為,防止出現房價大起大落。

第七,大中型企業與中小微型企業的關系。企業規模有大有小,各有優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優化產業組織結構,推動各種資源配置從大中型企業向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業并重轉變。

在我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屬于大中型企業,增強大中型企業素質首先是增強國有企業素質。要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問題,加大對國有企業智能化升級、科技創新、技術改造、節能減排的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力度,加強業績考核和政策引導,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的作用。

與大中型企業相比,中小微型企業“船小好調頭”,往往能夠及時適應市場變化。國外很多領先企業,規模并不大,卻可以在某一個細分領域成為全球“隱形冠軍”。在我國,幾乎所有中小微型企業都屬于民營企業,很多民營企業是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盡管制度上已經很少限制,但其實阻礙民營資本進入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還廣泛存在。要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型企業參與市場公平競爭,充分發揮中小微型企業的作用。

第八,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通過滿足國內市場和服務海外市場實現經濟增長。隨著我國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出口大國,就需要實施更高層次的開放戰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協調發展。

應該看到,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配置全球資源,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現象。近兩年以“一帶一路”為統領,“走出去”已經從產品出口為主,轉向產品、技術和資本輸出并行。對外投資整體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企業盲目跟風并購,也有極少數企業向境外轉移資產。同時,有的發達國家設置障礙,我國企業海外并購遭到猜忌和抵制;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部分地區地緣政治沖突頻發,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應準確把握全球化和地緣政治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鼓勵有條件或有市場潛力的企業到資源富集國家或地區開展投資與合作,支持企業收購國外先進技術,鼓勵品牌和產品“走出去”。對國內還有生產空間的行業和企業要區分“走出去”與“搬出去”,警惕產業鏈條整體外遷造成產業空心化。對支撐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國內市場供應的產業,要引導在國內合理布局,優先支持內遷西遷,在梯度轉移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