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勢頭在地理上向東方轉移”——是什么賦予了中國彎道超車的加速度?一個根本性的因素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這一制度優勢在集智聚力的創新領域充分發揮,基礎研究得到扎實拓展,產學研協同創新攻堅克難,科技管理服務系統有力,人才資源調配得當,愛國奉獻、勇攀高峰的精神大力弘揚。

日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在創新排名中從去年的第25位升至第22位,是唯一進入前“25名俱樂部”的中等收入國家,也是唯一與發達經濟體創新差距不斷縮小的中等收入國家。按該報告劃分,中國已成功躋身全球創新領導者行列。

近年來,中國迎來創新盛果期。“神舟”飛天,“蛟龍”深潛,“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逐漸化為現實;AG-600總裝下線,C919成功首飛,“國之重器”閃亮登場;超級計算機實現三連冠,定標中國創新“速度”;高鐵馳騁非洲大地,寫就中國創新“廣度”。隨著創新進度條的一次次刷新,中國更加頻繁地亮相世界科技前沿陣營。一大批“叫得響、數得著”的成果提升了國家實力,助推著“創新勢頭在地理上向東方轉移”。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國創新不僅僅是某個產品、某項工藝的優化改造,“從1做到N”,而是逐漸向基礎原始創新領域進發,實現“從0做到1”。“天眼”FAST主體工程完工,量子衛星率先突破“千公里級”,“悟空”探測暗物質……基礎創新、原始創新的接連突破,使得中國跳脫既往“簡單跟跑”的角色定位,撕掉了“模仿者”的標簽,以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在全球科技發展版圖上開疆拓土。

“中國創新為什么能?”英國廣播公司給予了一個回答:“中國有決心不讓任何東西成為攔路虎”。一位創業者曾感言:到中關村創業,政府部門會問“我們能幫你做什么”。當中國人日益認識到創新之于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意義,當中國人愈發明白創新的緊迫性與必要性,“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便從觀念迅速落實到行動。數據顯示,中國研發經費繼2010年超過德國之后,2013年又超過日本,目前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在政策層面,鮮明倡導“允許試錯,包容失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小微企業“扶上馬,送一程”。

如果說,人財物力投入乃推動科技創新的全球共性要素,那么,是什么賦予了中國彎道超車的加速度?一個根本性的因素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正是這一優勢充分發揮,使基礎研究得到扎實拓展,產學研協同創新攻堅克難,科技管理服務系統有力,人才資源調配得當,愛國奉獻、勇攀高峰的精神大力弘揚。

追溯過往,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一顆氫彈迅速面世、第一顆衛星順利升空,都是舉國之力、集智攻關的結果。諾獎得主屠呦呦曾表示,提取青蒿素“榮譽,屬于中國科學家群體”,這一項目的成功,得益于7個省市,60多個單位的500余名科研人員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跨領域的協作。放眼當前,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顯著進展,也都是“大團隊”協同攻堅的結果。中國量子科學實驗衛星首席科學家潘建偉不止一次被問到:中國何以領先歐美,成為首個將自主研發的量子衛星送入太空的國家?潘建偉的回答,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大科學”項目建設的高效性,他的研究團隊,聯合了中科院多個研究所、國家天文臺等一眾單位。而他的一些歐美同行,雖然也曾有過類似科學設想,但沒有“小伙伴們”一路扶持,只能作罷。

不創新就要落后,創新慢了也要落后。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為全球發展提供了新的“風口”。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大國莫不明白,誰能占得先機,誰就能掌握未來主動權,甚至改寫自身命運。作為新興發展中大國,中國的情況更加緊迫。習近平總書記曾算過一筆賬:“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唯有拿出見之于未萌、識之于未發的遠見力挺科技創新,完成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全面躍升。

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北京集聚了大量優質資源,有得天獨厚的稟賦。力量越大,責任越大。當下,中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已經吹響。北京作為首都,理應做好“領頭羊”“排頭兵”,認真造環境、搭平臺、聚人才、接任務、出成果,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為引領,著力打造北京發展新高地,為科技強國提供最強動能、最大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