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卷大臣的人數沒有一定之規，每次殿試前由皇帝決定。順治4年(1647)首次殿試時，讀卷大臣有12名。

到乾隆25年(1760)形成定制，讀卷大臣人數減至8名，同時規定欽派讀卷大臣的職銜，即選大學士2名，部院大臣6名，此為定制，沿用至清末。

科舉史專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李兵描述了讀卷的情形：

讀卷在殿試后的次日進行。監試官和讀卷大臣都在文華殿集合，每位讀卷大臣前擺放一張桌子。讀卷大臣坐好后，收掌官當眾拆封卷箱，將試卷平均分配給每位讀卷大臣。如按清朝每科300名貢士計算，每人需要審讀37份試卷。他們須對每份試卷做出評判標識，以表示答卷的優劣，供皇帝裁決。

讀卷大臣評閱對策試卷時，要求內容“精詳”，字體“莊雅”。雖然按常理，內容應占據主要地位，但從清朝中期開始，讀卷普遍注重書法，考試內容反而相對次要了。

這也很好理解，格式完全一致的八股文，打眼一掃就感覺千篇一律。這時，你從兒時苦練的書法童子功從試卷中脫穎而出，一手漂亮的館閣體小楷，將為你加分不少。

也有一些倒霉蛋，因為書法不佳，只能獲得較低的名次。

喊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道光9年(1829)參加殿試，一氣呵成寫了一篇切中時弊的策論，但卻因不善小楷，被殿試考官批評“楷書不中程”，最后只能列在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

9年后，“中興將相”的中堅曾國藩，參加殿試時也栽倒在同一個坑里。盡管后來仕途一帆風順，曾國藩仍將殿試視作一生的恥辱。

有人因書法有礙觀瞻折戟，也有人因取了個好名字而中狀元。據傳，在乾隆54年(1789)的殿試上，讀卷官呈上前10名的考卷，請乾隆帝定奪最后的名次，胡長齡被排在第十名。

乾隆帝從頭至尾瀏覽考卷，發現最后一份考卷的名字深得他心。這時的乾隆帝已年過八旬，很想萬歲萬萬歲。于是，他笑著說“胡人都長壽嘛”，將胡長齡定為狀元。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曾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