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權衡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興起,世界經濟增長期待迎來新的發展動力和發展周期。如何理性認識全球化發展的問題?怎樣推動新一輪全球化邁向更加公平包容性發展?相關問題值得思考和探討。

新增長周期動力尚未形成

最近7年來,世界經濟處在疲弱復蘇的狀態,全球貿易增長連續4年低于經濟增長,貿易的引擎作用在減弱。受此影響,全球資本流動性放慢,投資增長趨緩。盡管一些國家采取了量化寬松的刺激政策,但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仍然沒有恢復到2008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全球總體增長格局出現分化、復蘇乏力,長期看有進一步停滯的可能和趨勢。

對世界經濟的分析必須運用長周期理論來分析,即整個世界經濟增長面臨新舊增長周期的轉換。換句話說,上一個長達25年左右的長周期的上升期已經結束,世界經濟于2008年開始進入長周期的衰退期。從今后一段時間來看,現有的老的增長周期即將結束,但新的增長周期還沒有啟動,核心問題則是支撐新長周期的動力尚未真正形成。

與此同時,上一輪增長周期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性困境進一步顯現,經濟下行與結構性困境相互加劇,出現了所謂的“低增長惡性循環”,使得世界經濟從危機剛剛發生以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長、低物價、低收入”和“高失業”逐漸演變成為“危機—衰退”引致的“低增長、低利率、低物價、低回報、低投資、低增長、低收入、低消費”的循環。在這樣的循環機制下,世界經濟出現了低貿易增長、低資本流動性和低物價的“三低”現象。

實際上,危機后出現短暫的V字形反彈以后,從2010年開始全球經濟增長就進入持續低迷的狀態,至今尚未恢復到2008年以前十年平均4.5%的增長速度,而大致維持在2.5%至2.8%左右。所以,本輪世界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從根本上說有賴于未來發展中形成新的長周期,需要實現新老周期的根本性轉換。這一點依賴于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以及全球化發展的動力和方向。

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內在失衡

未來一段時間,全球性政策分化會影響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美國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民粹主義興起可能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一方面,目前全球經濟增長出現分化。美國經濟出現積極復蘇,從而采取退出量寬政策、進入加息通道的措施;歐洲內部除了德國復蘇基礎較為穩定以外,其他國家復蘇增長均較為緩慢甚至出現下滑;新興市場國家除了印度和中國保持中高速增長以外,其他國家也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這種增長格局的分化,造成全球難以真正形成所謂的“貨幣政策集體行動”計劃,顯然使得全球經濟共同治理面臨新的難題。這一點短期內看來也難以協調。

另一方面,短期內要密切關注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及其新政府所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及所謂的“美國優先”行動路線等。這種大國政策的“溢出效應”必然對全球經濟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對全球化資源配置方式產生深刻影響。

此外,還要看到國際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浪潮。這種“眼睛向內”“以我為主”,甚至搞“封閉經濟”的趨勢,實際上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性”“開放發展”“要素流動”等規律和趨勢相反,不利于各國經濟的長期繁榮和發展。倘若進一步形成思潮,就會催生過度強調自我中心、自我保護的意識,出現反建制、反移民、反精英的情緒,就會產生對全球化趨勢的反抗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

作為一種思想和觀念,民粹主義在學術界的討論一直存在;作為一種實踐甚至出現不斷上升趨勢的思潮,則是在近幾年來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大背景下出現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與全球收入分配和不平等加劇、社會公平公正缺失有內在聯系。不僅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包括新興市場經濟體內部以及國家之間也出現了收入差距、貧困問題。這種不平衡、不平等不僅造成全球需求收縮,而且引起了人們對全球化的不滿。

其中,最大的失衡就是全球人口老齡化加劇與勞動參與率下降引起失業增加。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世界經濟增長失衡和結構性困境加劇,許多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比重下降,收入和財富分化更加兩極化。同時,全球發展中出現的資源緊缺、生態惡化、精英腐敗、地緣政治危機等問題日益增多,它們借助于信息化和互聯網等媒介得以廣泛傳播,從而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進一步促使民粹主義思潮抬頭。

就此而言,我們不能就民粹主義談民粹主義,而需要從全球化失衡和全球性不平等加劇等角度出發,認識和理解當前國際社會的民粹主義思潮及其沖擊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