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林毅夫和張維迎圍繞我國產業政策，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場爭論似乎正在演變成一場關注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的大辯論。在未來中國經濟學思想史上，這場爭論或許會留下印記，但更希望這樣的爭論可以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一些啟迪與反思。

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產業政策

圍繞中國經濟發展是否需要產業政策，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就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只能阻礙創新，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林毅夫則提出，經濟發展有產業政策才能成功。

在林毅夫看來，至今沒有看到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是不用產業政策的，并且不能因為大部分產業政策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了。張維迎認為，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也不會有。張維迎還特別強調，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實際上，張維迎并不是第一次批評產業政策，當然也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在“戰斗”。2011年，許小年就直斥，“信息在市場的各個角落，不在政府的辦公室里”。

世界上真的從來沒有過成功的產業政策嗎？事實上，回顧歷史，無論是先期的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的崛起，還是后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趕超成功，無不都是充分利用了產業政策的結果。產業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敗的案例。但是，絕不能因為有失敗的案例就因噎廢食。經濟學家們需要研究和總結的是，什么時候產業政策會成功，什么時候會失敗；如何才能更好更準地運用產業政策，從而弄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條件和機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對此，張維迎卻把產業政策失敗絕對化，認為產業政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將其歸納為兩個原因：一是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激勵機制的扭曲。其實，正是因為創新的不可預見性和不確定性，才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有力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來協調解決風險問題。張維迎的局限性在于，把官員與企業家、政府與市場相對立，所以得出“產業政策就是豪賭”的結論。

但是，從近40年的經濟快速發展歷程可以得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得益于成功的產業政策。可以肯定，未來中國仍將會根據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制定出相應的產業政策。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其不相適應的地方，需要通過相關的調整，提高產業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要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做到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籠統和絕對地拒絕和反對產業政策，對于認識和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并無裨益。

對此，土耳其學者羅德里克提出的觀點或許更富于啟發，他在《一種經濟學多種藥方》中提出，看待產業政策的正確方法是把它視為一個發現過程，即企業與政府共同發現潛在的成本和機會，并參與戰略合作的過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產業政策，許多反對產業政策的傳統觀點將會失去它們的支撐力。因此，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真正挑戰，并不在于重新發現產業政策，而是如何以一種更加有效的方向重新部署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之爭的實質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產業政策問題，終究還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林毅夫認為，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缺一不可。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企業需要政府充足的資源來解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外部性和軟硬基礎設施協調的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執行能力是有限的，有時需要有選擇地針對產業使用資源，以保障有限的政府資源和執行能力取得最大的成績，這就是產業政策。因此，林毅夫多次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

而張維迎則認為，我國計劃經濟的歷史證明，政府是最差的協調者。凡是協調失靈嚴重的市場，一定是企業家受到了體制和政策的打壓。“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場的企業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市場的企業家沒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然而，環顧世界，正是因為完全的自由市場，拉美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失去的10年”，東亞爆發金融危機，非洲經濟增長大幅下降，美國遭遇次貸危機，歐洲至今仍未完全擺脫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市場化改革越激進的國家，改革的結果越讓人失望。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不斷超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教條，用事實不斷改寫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屢屢誤判，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

今天來看，中國經濟的奇跡和成功，應歸功于經濟體制改革中始終堅持政府與市場的兩點論、辯證法，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而不是簡單地推行市場自由化。中國改革與發展自始至終尋求適合本國的發展路徑。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質是對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顛覆和重構，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

堅定道路自信

中國經濟好，世界經濟才會更好。彌漫著“發展焦慮”的世界，正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這個結論，也把更多的期待寄望于中國。美國學者保羅·克雷格·羅伯茨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失敗》中提醒中國，如果決策者們誤以為，邁向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那么中國遲早要像今天的美國和歐洲那樣，面對同樣的失敗。這些事實說明，中國經濟發展仍然要避免過度市場化的“海妖之歌”誘惑。

目前，中國正在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充分發揮政府在重大戰略中把握正確方向的核心作用，以及抓重點、抓關鍵環節的牽引作用，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轉型，將新發展理念貫徹落實到解決結構性失衡的實踐中。這既是對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考驗，又進一步彰顯出中國政府對經濟調控能力的信心。

與此相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過度市場化、自由化，政府職能不斷受侵蝕、被削弱，從而喪失對現代經濟的調控和治理能力。同樣，一些發展中國家深受西方理論影響，從而使自身發展落入西方期待的發展陷阱不能自拔，政府變成軟政府，喪失了發展的諸多優勢和良機。而另一些學習和借鑒中國經驗的發展中國家，卻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讓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引起世界關注。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深度調整期，面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困境，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在過去幾年中，西方發達國家先后嘗試推出了眾多的結構性改革舉措，但是改革的進程和成效并不顯著。究其原因，從表面上看，乃是許多國家缺乏結構性改革的信心，而內在實質則是西方國家的政府職能無力承擔結構性改革。中國率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成為結構性改革的實踐者和引領者，不但給世界經濟調整貢獻了中國智慧，更體現了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中國擔當。

理論之樹常新。也許這場“林張之爭”的長遠意義在于，讓更多的人越來越清晰地理解和認識到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價值所在。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被解釋對象的重要性。經濟學的魅力不但在于其理論的自洽性，更重要的是將理論與現實聯系，增加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現代經濟的問題不是18世紀的縮影，如今的“市場”與亞當·斯密認知的那個市場不同，政府也與那個時代不同。只有能夠幫助人們改善世界的理論，才是需要去努力探索的方向。

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