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１２月１４日至１６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認真總結今年經濟工作的經驗成績，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對２０１７年經濟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會議強調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指導經濟工作的總方針。本期刊發的文章，對此給予闡釋，以饗讀者。

一、 只有認識新常態，才能適應新常態；只有把握新常態，才能引領新常態，這是當前經濟工作的大邏輯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演化，這是我們做好經濟工作的出發點。當前我國發展正面臨從未有過的困難和挑戰，也面臨從未有過的重大歷史機遇，我們既要正視困難、迎接挑戰，又要抓住機遇、化危為機。基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必須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新特點新要求，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

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只有深刻認識新常態，才能積極適應新常態；只有準確把握新常態，才能正確引領新常態。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必須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和政策體系，必須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必須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重大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必須克服困難、闖過關口，堅持辯證法，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加快改革創新，抓緊做好工作，才能順利過關。

經濟新常態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場挑戰，歸根結底是機遇大于挑戰。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經濟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是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然而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展望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相信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二、 適應新常態必須貫徹五大發展理念，必須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主題和主線

五大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創新發展是動力，協調發展是方法，綠色發展是方向，開放發展是戰略，共享發展是歸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相適應，同實現“十三五”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相契合，同人民群眾熱切期盼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的新期待相呼應。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國當前經濟工作的宏大主題。

五大發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科學理念是科學理論的凝練和升華，不因一定時空變化而改變。五大發展理念是經過科學判斷走勢趨向、深入研究思考提出來的，是認識把握發展規律的科學理念，它抓住了當今世界現代化的主脈，揭示了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特點新規律，不僅是我國當前和今后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指針，而且具有世界意義。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新常態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當前經濟工作的鮮明主線。

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推進供給的結構性調整，即通過創新供給結構引導需求的結構調整與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中國經濟新常態特點時特別強調中國經濟面臨三大結構調整，即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和增長方式結構的重大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結構按層次包括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調整產業結構重點是推進現代第三產業的發展，提高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供給側結構改革應當有利于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調整。美國次貸危機以后，特別是我國經濟已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內需超過投資逐漸成為主要動力。因此，供給側結構改革要適應和推進動力結構的調整。供給側結構改革應當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正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應當在供給側理論、供給側制度、供給側技術等方面尋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