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此次高峰論壇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最高規格的論壇活動,也是2017年中國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對推動國際和地區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引起了國內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這一倡議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接下來又如何進一步展開?企業如何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圍繞這些問題,本報特邀請相關部委、智庫、企業家進行“三方會談”。

主持人 王翠娟

學習時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有三年多時間,在這期間,我們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請您概述一下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歐曉理:從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到2014年寫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正式成為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時間雖然不長,但其影響和建設成效遠超預期。

從國內來看,在這短短的三年時間里,我國研究制定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規劃,發布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愿景與行動,作出了頂層設計,繪制了宏偉藍圖;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與許多國家開展了戰略對接,達成了許多共識;國內各方面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熱情持續高漲,一系列探索和實踐有序展開,一些重要專項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進展。目前國內,領導小組牽頭抓總,辦公室統籌協調,地方部門分工負責,以企業為主體的推進工作機制已經形成。

從國際來看,“一帶一路”倡議一提出,就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一些國家的積極響應。由于“一帶一路”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國內各方面的努力,截至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表達了希望參與這一進程的意愿,中國已經跟40多個國家簽署了5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的相關協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后,預計這一數字還會實現一個大的躍升。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產能合作為“雙核心”,中老鐵路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啟動實施,與沿線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的國際產能合作,沿線50多個國外產業園區建設順利,中白工業園、泰國羅勞工業園等國外園區加快發展,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張非常亮麗的名片。同時,一些人文交流、民間交往等也在同步開展,可以說“一帶一路”的“勢”已然成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去年11月17日,聯合國大會做出決議,提出歡迎“一帶一路”等國際經濟合作倡議,呼吁國際社會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保障。4個月后,也就是今年的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又做出一項決議,提出要支持“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這些都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同。

總書記講三年成績“遠超預期”,的確是這樣。最開始在做這一規劃時,我們也曾對其發展做過一些預判、預估,認為五年后可能會取得比較多的共識,但目前三年多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共識。現在看來,當初我們保守了。現在“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逐步過渡到基本框架更加清晰、工作方式更加明確、合作共識更加廣泛、建設成果更加豐富以及“朋友圈”不斷擴充的新階段。在取得這么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頭腦的清醒,要看到下一步工作推進的難度,我曾講過一句話,“低垂的果實已經摘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工作的難度比之前肯定會加大。這需要我們更加努力,要有戰略定力,按照頂層設計的藍圖,一張藍圖干到底,用釘釘子的精神,把各項工作做好。

趙可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來,取得了巨大進展,成果超出預期。具體來說,主要取得了三個方面的進展:

一是完成了頂層設計。2015年底,中國對“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大致完成,“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工作進入常態化。二是逐步明確了重點方向、重點區域、重點國別和重點項目。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的過程中,中國明確了六條經濟走廊的建設方向,東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成為中國重點推進的區域,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緬甸、希臘、捷克等國家也成為中國重點合作的區域。中巴經濟走廊、中俄黑瞎子島國際自由島、雅萬高鐵、泛亞鐵路、匈塞鐵路以及若干境外產業園區等應當是重點建設項目。三是開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雙邊和多邊對話。為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對接和互聯互通,中國與40多個國家進行了廣泛的對話討論,簽署了共建協議,與之相關的智庫對話和民間交流更是如火如荼,“一帶一路”倡議更是在聯合國、G20、APEC、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等眾多多邊場合被反復提及,成為國際社會熱烈討論的議題,在客觀上也推動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舉辦。

李躍平: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014年正式成為國家戰略后,2014年的APEC峰會、2016年的G20峰會以及即將召開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均圍繞這一戰略而展開,其影響力勢如破竹。按最初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涉及65個國家和地區,但現在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而且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投資和貿易也呈上漲趨勢。

學習時報:我們一直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由一國或者幾國來主導,而是所有的國家都享有同等的發展機遇,目標是實現聯動發展,合作共贏。為實現這一目標,您認為應著力解決好哪些主要問題?

歐曉理:雖然中國是“一帶一路”的首倡者,但建設成果惠及各國。因為共建“一帶一路”是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平等相待、共同參與的合作,是秉持絲路精神,追求互利共贏和優勢互補的合作,是各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打造合作治理新體系的合作。

為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就必須堅持“三共”原則,即共商、共建、共享。

共商解決的是“怎么建”的問題。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過程中,中國強調要與相關國家的國家戰略、發展愿景、總體規劃等進行對接,尋求最大公約數,照顧相關國家的利益和關切。需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附加任何條件,講平等合作,講互利共贏,“先做朋友,后談生意”。這與有的國家附帶民主、人權等他們自認為“政治正確”的做法是不一樣的。我們強調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

共建解決的是“誰來建”的問題。我們強調要在更寬領域、更廣范圍、更高水平進行合作,堅持共同建設,利益、責任、命運系于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且我們還強調第三方合作的重要性,積極推動與域外國家發揮各自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第三方合作。

共享解決的是“為誰建”的問題。“一帶一路”建設當然有中國的利益,但中國的利益同相關國家的利益是捆在一起的。我們希望“一帶一路”建設是各國互利共贏的平臺,而不是地緣戰略的工具。“一帶一路”建設有八大合作領域,其中最重要的兩項就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投資合作,形象地說就是“兩輪驅動”,以之來帶動其他領域合作的開展。沿線國家欠發達的國情,決定了其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共同訴求,因此,這兩項合作恰好契合了這一訴求。

趙可金:打造“一帶一路”升級版,核心就是推動“一帶一路”“國內版”轉化成為“國際版”,將中國一方的“倡議”轉化為國際社會共同接受的“共識”。因此,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組織(OBOR)是值得考慮的選擇項。

一是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常態化,并把籌建OBOR合作與發展組織列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核心議題。中方可以考慮選擇一批代表性國家一起發起成立“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組織(OBOR),并設立籌備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和工作組,具體負責章程起草、意見匯集和具體行政事務。籌備領導小組及其下設機構每年的工作可以以《工作報告》的形式向年度峰會匯報,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努力推動OBOR組織盡快成立。

二是依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元首會議籌建理事會。將各國政府的意見和建議整合起來,在元首峰會期間發表《多邊聯合公報》,將合作愿景和行動路線圖確定下來,形成多邊協同行動,并推動元首會晤機制化,依托元首峰會籌建OBOR理事會。

三是依托各種議題聯盟建立專業委員會,在論壇期間對各議題領域的合作進行廣泛討論,并聯合發布專題合作清單,引導后續的合作。同時,將各議題領域的政府部門代表和非官方代表采取眾籌的方式,設立若干專業委員會,為籌建OBOR所轄的各分委員會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四是設立專項研究基金和研究團隊。建議中方和其他發起國共同商討設立OBOR專項研究基金,充分利用國內外專家學者、智庫、法學的智力資源,為創制多邊合作平臺提供智慧支持。

五是依托亞洲大學聯盟建立OBOR人才培養基地。“一帶一路”建設,復合型高端人才是關鍵。建議依托亞洲大學聯盟,積極推動建立OBOR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基地,面向未來培養“一帶一路”高端人才。

六是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的行動型社會聯盟。“一帶一路”從愿景到行動,從“中國倡議”走向“國際共識”,需要推動建立國際性的“一帶一路”工商理事會、大學聯盟、智庫聯盟、社會組織聯盟等行動型社會聯盟,以國際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的方式,推進“一帶一路”一步一個腳印地扎實推進。

李躍平:我認為問題不在于國內解決什么、國際解決什么,而是用什么樣的系統方案來解決國際性的問題。

一是搞好公共外交。“一帶一路”倡議的不信任者和反對者,既有恐懼癥和憂慮癥,又有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怎么辦?一方面要讓國際社會全面客觀地了解“一帶一路”的真實意圖,我們是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但絕不是只予不取,中國當然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共同發展才是現實。

二是構建政府間的融資機制。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通過市場規律辦事,建立兼顧參與國的利益訴求,形成共擔風險、共享利益、共向目標的共贏機制。

三是推進中外企業間的廣泛合作。中國企業絕不會“吃獨食”,而是與各沿線國家企業尤其是當地企業,以產權合作、聯合承包等多種形式實現互動發展。

學習時報:“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到當前這個階段,共識已經達成。企業、智庫、華僑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您認為,企業、智庫、華僑等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各自的作用或者定位是什么?

歐曉理:“一帶一路”建設遵循了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商業運作的模式。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最重要的主體就是企業,企業開展好的項目,發揮好的效果,就能夠產生最大的說服力。需要強調的是,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應該更加注重履行社會責任。要認識到每個在海外的中國企業,代表的都是中國的形象。

媒體和智庫的最大作用在于講對、講準、講好“一帶一路”戰略。因此,智庫與媒體在研究宣傳時要有敬畏之心,有責任地開展相關研究、發表相關看法。

華僑也是推進對“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力量。海外華僑華人是連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天然橋梁和紐帶,需要進一步挖掘、發揮好他們的作用。

趙可金:目前,在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下,“一帶一路”建設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的體制機制,接下來需從整體和全局的角度來統籌協調,建立大統籌、大協調和大合作的建設體制和運動機制。

一是法治化方向。“一帶一路”建設涉及眾多國家,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國際公共產品,其能否成功,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具有強大的信心。要解決這一問題,法治是最可信賴的因素,也是最靠得住的因素,但最終還需要建立起一整套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才有保證。

二是機制化運作。“一帶一路”建設重在協調,有大量的事務需要跨部門協調解決。考慮到復雜的體制機制障礙,要盡可能減少人為干預的空間,盡可能將關系溝通轉化為機制建設,將相關建設工作納入機制化運行的軌道。

三是系統化管理。“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科學的系統工程,要從全方位、系統化管理的角度,加強頂層設計,促進管理政策、工作布局、后勤保障、考核評估等多方面的配套協作,逐步建立科學化的運作系統,從頂層設計、方式手段與綜合保障等運作系統上實現突破。

與此同時,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必須切實管理好自己,保證以“全國一盤棋”的格局進入“一帶一路”建設進程。其中,要加強政府引導,完善統籌協調的立體化統籌領導體制和機制建設,形成內外結合、部級協調、央地聯動、官民并舉的體制和機制,以充分發揮一個負責任、敢擔當的大國角色。

李躍平: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和智庫等四種力量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主體。

政府的主要作用和任務有:一是在國家層面做好公共外交。二是構建合作機制。沿線國家的國情千差萬別,需求千變萬化,必須針對各國情況精準化、差異化地做好規劃,建立合作機制。三是構建政策體系,形成“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的制度保障。

企業的作用和任務。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力量,是這一戰略實施的先鋒隊和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沖鋒隊。中國企業必須以自己的建設能力、技術能力、制造能力、價格定位、相對的標準規則、相對的資本實力等優勢,為國際市場提供優質產品,為國際社會提供可靠的公共產品。

社會力量主要指能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正能量的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尤其是海外華人華僑,他們不但可以彌補我們的人才短板,還可以利用他們“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廣泛整合國別政治、經濟資源。

智庫的作用和任務主要在于:一是形成學術共識。“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戰略,學術理論的作用首先在于闡釋其理論意義,進而建立完善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二是促成民眾共識,認識到“一帶一路”實質上是全球利益共享的戰略。三是推動科學決策。智庫不能制定政策,但能影響決策,會以其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影響決策的正確性和精準性。

學習時報:企業是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主體,在參與國家的投資與建設中作用十分巨大。但中資企業在這一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該如何保障其主體作用的發揮?

歐曉理: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體,各類企業已經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要為他們參與建設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在接下來的“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們還需著重解決企業在相關項目上的競爭問題。在這方面,國外很多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比如在日本,如果有日本企業已經參與了該項目,其他企業就會自動回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行業協會等機構應該發揮應有的作用。現在國內已經有一些企業在開展建立聯盟等相關的探索,來減少中資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接下來,需積極培育第三方力量,保障企業有序開展相關項目的建設。

趙可金:推動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制度創新是關鍵。

一是包容式互聯互通。作為一個包容性的開放平臺,“一帶一路”制度互聯互通可以通過設立自由貿易區、經濟開發區、跨境合作區等多種形式,建立一些實行新制度辦法的“制度特區”來實現制度性互聯互通。

二是嵌入式互聯互通。與包容性互聯互通強調“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不同,嵌入式互聯互通更強調在現有的制度體系內嵌入新功能系統,所有的制度框架、具體規范和管理人員都不做任何變化,不改變現有制度的基礎,而是在現有制度體系內嵌入一種新的制度功能,嘗試采取“老人新角色”的辦法,在一些新增的問題上設置新制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鐵路管理體系中,可以不動搖原有的制度體系和管理隊伍,但在跨境列車這一個議題上實行特殊的新制度規定,探索一站式通關的管理體系。這種做法在沒有觸動原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實施了新制度規定,也是解決互聯互通的一個辦法。

李躍平: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企業面臨的問題與矛盾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企業之間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惡性競爭的現象。二是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經濟活動往往是點對點的,不是編隊出海,缺少符合有關國別需求的系統布局和產業鏈的整體協同。

因此,為使企業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我們應實現制度的轉變,核心就是要形成企業自組織、自協調、自協同的組織體系,也就是各企業間應形成具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價值觀的戰略聯盟,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交易和創新的激勵機制,基本原則應是市場導向、企業運作、政府推動、過程監管。

對此,我有三項建議:一是將參與戰略聯盟運作的情況納入國有企業業績考核評價體系之中。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他們決定著企業聯盟的成敗。因此,根據各國有企業在戰略聯盟運行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來進行業績考核評價,就能夠形成激勵和約束。二是應加強組織規劃的制定。規劃要從高處著眼,達到重塑國際分工的目的;從實處著手,細分合作領域和需求,分行業制定規則,與合作投資的發展戰略和規劃對接。三是建立項目信息供給機制。具體地說,就是建立重點區域和國別的項目信息收集、處理、集成和定期反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