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韓生學在北京參加了一個“失獨者”的聚會。他注視著那些父母，想努力記住他們蒼老的臉。

但他發現，“他們似乎都長得一樣，同樣的表情、同樣的眼神，甚至連說話都是同樣的腔調”。

在過去的12年間，韓生學走訪了100多個“失獨者”，他一直嘗試勾勒出這些“失獨者”的完整肖像。直到4月15日，他的26萬字報告文學，“全景式反映‘失獨’問題”的《中國失獨家庭調查》由群眾出版社正式出版。

和作品一起進入公眾視野的，還有他的身份：湖南省懷化市計生委副調研員，一名稱職的副處級干部——在25年的計生工作中，他打贏過幾十場“計生攻堅戰役”，數次獲得“先進工作者”稱號，書柜里的榮譽證書足足有半米高。

也正因為這處境微妙的身份，有人贊揚他是“積極的反思者”，也有人公開嗆他是“體制內的叛變者”。而對他來說，計生干部的身份是責任，也是負擔，創作這部作品只是“在目睹眾多慘劇后，不得不做的事”。

“對整個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塵埃，而對我而言，你卻是整個世界。”

和往常一樣，在北京簽售會后的那天晚上，韓生學又點開了手機里的“失獨”群。

看著群里那些名叫“唯一”“摯愛”“寶貝”“心碎”“堅持”的父母相互慰藉，他試圖插上一句安慰的話，但他的手指懸在離屏幕只有幾厘米的位置，卻“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

這個50多歲的中年男人低頭盯著手機，穿著一件黑色翻領夾克，膚色暗沉，眼寬鼻闊，看起來和普通的基層干部沒什么兩樣。

“和他們接觸時要少提問多傾聽。”在連續12年的走訪中，這是韓生學領悟到的第一條法則。

即使走出了創傷初期避世、厭世的陰霾，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會觸碰“失獨者”還未愈合的傷口，給他們帶來“陣痛”。

韓生學正在做的，就是記錄他們。

“走在大街上，覺得每個年輕人都像自己的孩子，街坊鄰居在談論孩子，電視上也都是關于孩子的連續劇，就連廣告都是與孩子相關的。”一個“失獨”母親曾如此向韓生學講述自己的無奈。

幾乎所有的“失獨者”都經歷過一段“與世隔絕”的生活。網絡一度成為他們寄托感情的出口。在網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沒有人過問他們的過往，一些“同命人”還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

韓生學接觸過的“失獨者”中，不論是身體還算健朗的中年人，還是手指顫抖的老人，幾乎都學會了打字、上網。

一位失去獨子的母親，在得到兒子的QQ號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這位從來沒有碰過電腦的老人自己摸索著學會了上網，每天天還沒亮，她就爬起來打開電腦，輸入密碼，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兒子的QQ頭像亮起——這幾乎成了她每天進入另一個世界前的固定儀式。

“兒子，媽來了。”母親說。

“媽媽，我想死你了！”她用兒子的QQ回話。

每天，這位母親至少要花20個小時跟“兒子”聊天，只有“兒子”和“母親”的QQ頭像依靠在一起時，她才會覺得母子倆重新“團圓”。

“哥們兒，我快結婚了，可惜你不能到現場隨份子，你多不夠意思。”一個朋友在兒子的空間留言說。

看到這句話，這位母親不知道第幾次失聲痛哭。她用兒子的口氣回復朋友：“放心，祝福準到。”

婚禮那天，她在門口把禮金塞到兒子朋友的手里，哭著轉身離開。

除了用QQ和“兒子”溝通外，在韓生學采訪過的“失獨”家庭中，超過九成的父母都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留住”他們的孩子。

武漢的一位“失獨”父親是一名政府官員，白天他總是穿著整潔的西服，打著一絲不茍的領帶，拼命地工作。晚上回到家，脫去那身西服，他會整夜地坐在地板上，抱著兒子的骨灰盒，嘴里不住地重復：“孩子，讓爸爸抱抱你。”就這樣，他已經在地板上躺過了8個酷暑和寒冬。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們眼里，與孩子有關聯的一切東西，都是鮮活的生命，能呼吸，會說話。”韓生學感嘆。

同樣在武漢，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女兒后，除了偶爾出門采購一些生活必需品外，一天24小時都把自己鎖在女兒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保留了女兒房間里的一切布置，甚至珍藏著女兒的頭發和乳牙。每天她都要撫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女兒用過的桌椅、毛毯、衣服、書筆和玩具……

韓生學接觸過的很多“失獨”父母，用給孩子寫信的方式寄托無處安放的傷痛。一位母親在給死去兒子的信中寫道：我心愛的兒子，對整個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塵埃，而對于我而言，你卻是我的整個世界。

為了完成這份報告，他去過10多個省市，采訪了100多位父母

為了這部調查報告，韓生學去過10多個省市，采訪了100多位“失獨”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們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以這種方式跟獨生子女家庭聯系在一起。

1992年，韓生學正式成為懷化市溆浦縣計生委的一名科員。那時“縣里幾乎只有經濟建設和計劃生育兩項工作”，調到這個舉足輕重的部門，他頗感自豪。

初到計生委的韓生學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勁兒，每周有一半時間待在鄉下宣傳指導工作，“有種改造國家，造福社會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為兄弟多而輟學，又目睹身邊的親戚朋友因為子女多，貧窮得吃不上飯，最終被困在大山，韓生學堅信“傳統的生育觀念害人不淺，必須糾正”。

上世紀90年代初，縣計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計劃生育突擊行動”。每到這個時候，縣里就會成立“總指揮部”，縣委書記親任政委，縣長任總指揮，實行全軍事化管理。

韓生學負責到各個鄉鎮檢查“流產指標”和“結扎指標”的執行情況，碰到工作做得差的鄉鎮，這個會寫詩的“文學青年”也會忍不住指著鎮計生專干的鼻子破口大罵。

后來，韓生學發現基層干部的抱怨越來越多，“村婦聯主任的莊稼剛種下，一夜之間被人砍光，雞鴨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嚴重的一次，一個村干部的獨生子被人報復殺害，而兇手的妻子曾經被這名村干部拉去強制引產。

韓生學雖然對基層計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滿，他仍把眾多屢見不鮮的干群沖突歸咎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終想不明白，“這么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這個疑問，直到韓生學遇到老許的那雙眼睛后，才慢慢解開。

上世紀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計生突擊檢查”已經變成了每年兩次，狂風暴雨般的計生工作也逐漸平靜下來。也正是這個時期，韓生學的辦公室里開始陸續出現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

老許也是他們中的一員，這個男人失去獨生女兒不久，還要面對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兒離去后，因為擔心刺激到妻子，老許不敢在她面前流淚，晚上為了強忍淚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還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無故命令老許下跪，讓他一邊抽自己耳光，一邊罵自己。有幾次老許實在忍不住哭出了聲，妻子拿起鐵盆就往他頭上猛敲，直到鐵盆變形。

辦公室里，這些遭遇幾乎是一字字地從老許嘴里蹦出來，沒有半點悲傷。他不自覺地把頭耷拉向一邊，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淚掛在沒有表情的臉上。老許空洞的眼睛時不時地掃向韓生學，他清晰地記得，“那是雙麻木的、死人一樣的眼睛。”

回到家，老許那雙眼睛不斷閃現在韓生學面前，逼迫他開始重新思考：“如果他當初生了兩個孩子，或許就不會變成這副模樣？”為了找到答案，韓生學終于走出家門，去探視“失獨”家庭的真實境況。

“他們承受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這種痛苦與我的工作有關。”韓生學說。

一位帶著孫子參加“失獨者”郊游活動的老人，被告知“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大部分“失獨”聊天群，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失獨”老人加入

在后來的走訪中，幾乎每到一家，韓生學都會被這些“失獨者”的生活環境觸動：胡亂散落在房間里的雜物、擺滿書桌的藥瓶。他發現，“比起心靈傷痛，現實的生活難題更容易將他們打敗”。

暮年喪子的父母因為極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擊倒。據調查，我國90%以上的“失獨”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們中有超過一半人承擔著高血壓、心臟病、腦梗等高危慢性病隨時發作的風險，還有15%的人不得不面對癌癥、癱瘓等嚴重疾病的折磨。

湖南的“失獨”母親張麗，在“失獨”聊天群消失了兩天。網友趕到她家時，發現她側身倒在門口的過道里，“手臂直伸，距離門鎖只有一只手的距離”。被網友送到醫院后，醫生發現她的闌尾已經化膿，腹腔積滿體液，“再遲一些，就會有生命危險”。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給孩子看病時欠下了大量的債務，但子女死了，債務卻不會“死”，還債的壓力甚至會伴隨他們的整個余生。

一位“失獨者”在詩歌里接連問了許多個“怎么辦”：

明天我老了，走不動了／我該怎么辦／不能去買菜了，取不了工資了／不會自己做飯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該怎么辦／生病了，看不清藥品說明書了／自己去不了醫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該怎么辦／年齡大了，記憶力差了／錢財不能自理了，做飯忘記關火了，忘記關水了，我該怎么辦／我害怕明天，因為我越來越老了／餓了沒人端飯碗，病了沒人遞杯水／陪伴的是孤獨，等待的是絕望／明天我該怎么辦？

然而很多“失獨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視。幾個“失獨者”在除夕夜來到一家餐館吃年夜飯，卻因為“太晦氣”被老板趕走。

即使在“失獨者”內部，一些特殊的群體也會受到排斥。一位帶著孫子參加“失獨者”郊游活動的老人，被告知“孫子不能在集體照中入鏡”；而在虛擬空間，大部分“失獨”聊天群，也不歡迎有第三代的“失獨”老人加入。

“看到他們祖孫倆在一旁嘰嘰喳喳，我們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韓生學抱怨，這些有孫子孫女的“失獨者”已經是幸運者了——因為“好歹有個后代”。

韓生學卻不這么認為。在他眼中，帶著孫輩的“失獨”老人，不僅面臨同樣的養老困境，還要承擔隔代撫養的壓力。他們中有人已經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當起父母的角色。

“開家長會時，這些頭發花白的爺爺奶奶還要充當父母的角色。”韓生學說，這樣的“失獨者”面臨更多的無奈和尷尬，“對老人、對孩子都是種傷害。”

另一個被忽視的群體是“失獨爸爸”。

他們承擔著同樣的感情傷害，但面對崩潰的妻子，他們要成為精神支柱，也要支撐殘缺的家庭繼續運行。在韓生學接觸過的“失獨爸爸”中，“隱忍”“沉默”幾乎可以概括他們的所有特點。

保定的王云龍就是一個這樣的爸爸。女兒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著后的夜半時分，他常常獨自跑到大街上，“淋著冬天的冷雨，去尋找還沒離開的女兒”。

事實上，“失獨爸爸”承受著更多的社會壓力。“有些同事會關心我的狀態，我只能回答‘好點’了。可自己把孩子養沒了，我怎么在別人面前抬起頭。”他對韓生學說。

像這樣的痛苦，是當年憤懣于“子女多只會造成貧窮”的韓生學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