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6個省份全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萬大關。其中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均突破5萬大關,上海以54305元位居榜首,北京以52530元緊隨其后。

“3萬元俱樂部”的增多、整體收入水平的上升,毫無疑問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之一,也是到2020年實現“兩個目標”的關鍵之一。如果沒有收入水平的整體上升,要想消除貧困、解決貧窮問題,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難度很大,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實現目標的可能。

現在的問題是,盡管從居民收入的整體水平來看,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看,都基本達到了目標,實現了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實現“兩個目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就廣大居民對收入增長的感受以及購買力分析,收入增長的含金量似乎還存在一定問題。其中,收入差距是制約居民收入增長質量的關鍵。要知道,如果收入差距問題不解決,很多現實矛盾也難以化解,甚至會引發更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如全面小康,就有可能因此而出現不平衡、不協調、不統一,甚至出現掩蓋問題的現象。

而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居民收入方面存在的差距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區差距,二是城鄉差距。對前者而言,不同地區之間,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僅為上海的27.8%。云南、青海、廣西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發達地區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可見,“全國一盤棋”的任務是相當重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如何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實現統籌發展,將是下一步最為關鍵的內容之一。不然,全面小康會出現形式與內容、外觀與本質不統一的現象。

對后者來說,盡管這些年來,中央對農村工作一直高度重視,中央14年一號文件也連續14年聚集“三農”,對農村工作、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等都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更是逢文件必談、逢會必講。但是,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按照數據,屬于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2016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7237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達到22866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約2.2多一點。相反,貴州、云南、青海、陜西的城鄉收入比都超過了3倍。其中,貴州高達3.31,成為全國城鄉差距最大的省份。要知道,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居民收入的基數也小,如果差距再大,農民的收入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更何況,這些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也在全國屬于比較差低的,低收入加低保障,對這些地區居民意味著什么,應當做出認真的研究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在居民收入問題上,正在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共同富裕”之路,而且是有質量的“共同富裕”之路。要知道,浙江的GDP總量與廣東、江蘇、山東相比,有著不小的差距,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僅落后于上海、北京兩個直轄市,2016年更是將天津市超越了,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了38529元,正在向“4萬元俱樂部”沖刺,且城鄉居民收入比也是全國各省份中最低的,差距最小的。

當然,除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之外,行業差距、體制差距等,也是居民收入增長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并有效解決的問題。因為,金融等壟斷行業的員工收入,比起很多行業來都是高收入。而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同樣存在著比較大的收入差距。如果縮小,也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從總體上講,在居民收入問題上,浙江是一個值得其他地方好好學習的成功模板,也是提升居民收入整體效率與水平、質量與效益的示范區。原因就在于,浙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把富民與強省緊緊結合在一起,把鼓勵居民創業放在突出位置,形成了“老板經濟”的發展格局。也就是說,不管老板大小,也不管賺錢多少,每個人都想著當老板、想著創業,從而,出現了“富在居民”的良好景象。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銷煙的逐步消散,新一輪經濟發展也將提速。速度如何才能與效率緊密結合,居民收入增長水平是一面鏡子。而這里所說的增長,當然是質量型增長、效率型增長,而不僅僅滿足于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中國經濟,不能再在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中發展,而必須更加重視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同步性。縮小收入差距,當然是核心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