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末，近四百萬字的《鄭君里全集》八卷本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套圖書由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電影史研究人員歷時四年多編纂而成，其內容涉及上世紀20—60年代的話劇、電影以及相關的文化藝術領域。

普通讀者也許不熟悉鄭君里，他是一位活躍于中國20世紀30至60年代的戲劇家、電影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

1928年，鄭君里進入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戲劇科，此后至40年代中期，他至少參加過二十六個團體超過七十種話劇的演出。1932至1937年，他進入聯華影業公司，主演了《野玫瑰》《火山情血》《奮斗》《人生》《慈母曲》《聯華交響曲》等22部進步影片，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鄭君里多以普通勞動者或愛國知識分子的形象映現于銀幕，他英俊的形象和不甘壓迫的個性給影迷留下深刻印象，在影壇素有“偉大的老虎”的綽號。抗戰爆發后，他先后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劇隊、抗敵演劇隊、孩子劇團、西北巡回教育班、中國電影制片廠等機構，在前線和大后方從事國防影劇，編導完成了《西北特輯》《民族萬歲》《野人山》等紀錄片。抗戰勝利后，鄭君里轉入故事片的編導創作，先后進入聯華影藝社、昆侖影業公司，完成了《一江春水向東流》（與蔡楚生合作）及《烏鴉與麻雀》《我們夫婦之間》等影片。50年代初直到1965年，他作為上海電影制片廠的主要導演，編導了《人民的新杭州》《宋景詩》《聶耳》《林則徐》《枯木逢春》《李善子》等作品。

但這些僅僅道出了鄭君里不凡人生的一半。他勤于筆耕，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文字。據統計，可單獨出版的學術著作（含譯著）就有八種，其中，《現代中國電影史》《演技六講》《演員自我修養》《角色的誕生》《畫外音》等，都是戲劇和電影領域的殿堂級讀物。此外，鄭君里發表和未發表的論文、筆記、教案、小說、雜文等超過百種。

鄭君里離開人世時還不滿五十八歲，卻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如果細探他的人生，有人可能會疑惑，一個未經“正規”高等教育的人，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會成為中國文化藝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像他這樣多產并擅長理論研究，且在多個領域達到相當高度的藝術家，在近現代中國的文化藝術版圖上鮮有人可出其右。

鄭君里不是天才，他的成長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1911年，他出生在上海的城市平民家庭，父母以擺水果攤維持生計。他出于對戲劇的熱愛，中學沒畢業就加入了南國藝術學院。這所“學院”并非正規的學歷教育機構，而是田漢先生創造的半工半讀的戲劇團體。鄭君里以他的勤奮很快在戲劇、電影界嶄露頭角。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鄭君里的譯著、詩歌、小說辭藻華麗拗口，深受當時南國社唯美主義和具有浪漫色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影響。寫于1928年的哀情小說《姑姑的愛人》在感情色彩上偏重于感傷情緒，帶有神秘感的氣氛渲染，追求一種微妙、迷離的內心體驗。1931年發表的長篇論文《舞臺裝置的主潮》可能是翻譯外國戲劇資料的一篇習作，今天讀起來語句不順、晦澀難懂。1930年之后，鄭君里的政治態度跟隨著田漢發生了“轉向”， 這一年，他加入左翼劇團聯盟，成為其中活躍的主將之一。鄭君里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理論研究都突破了個人的圈子，文風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此后，他的理論和創作更加關注現實的需求，他的藝術與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

30年代初，鄭君里在電影表演上小有成就，因為驕傲而受到編導們的冷落。此后，他不但深刻檢討自己，也開始關注藝術與國家民族命運的問題，發表了《中國戲劇運動發展底鳥瞰》等論文，還一度埋頭研究電影史。1936年，鄭君里發表的《現代中國電影史》對1932年之前的中國電影史進行了梳理，并做出了精妙的歸納和分析，雖然只有六萬字，卻可能是百年來中國電影史著作當中結構最具現代意識、觀察角度最為全面、求證最為可靠的一部。這部電影史沉寂了幾十年，直到1989年，《電影創作》連載了其中的章節，并以《現代中國電影史略》冠名，才引發了學界的關注和熱議。人們驚嘆于其成書之早：二十四歲的鄭君里能夠“嫻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引證了大量翔實可靠的影像及文字材料”。 他沒有簡單地將電影僅僅定位于藝術，而是將其歸納為近代商品和技術的產物，民族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載體，并“從經濟和文化的交匯點”審視中國電影的發展過程，富有創建地指出中國電影初期的種種現象及成因。鄭君里在文中涉及的中國電影美學和電影本體問題，直到今天看來都是相當先進和精辟的。

1937年，二十五歲的鄭君里出版了著名的表演理論譯著《演技六講》，這本書無論對于當時還是今天有志于表演的初學者來說，都是一本不可錯過的讀物。1935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開始受到中國戲劇工作者的重視。鄭君里和戲劇家章泯著手系統翻譯斯氏理論著作。《演員自我修養》正式出版至今，至少有過十個版本。在鄭君里的筆下，舞臺和銀幕是自由的天地，是神圣和迷人的所在。《角色的誕生》是鄭君里經過多年的表演實踐，結合了自己翻譯外國著作的理論積累，借鑒了很多同行的經驗寫成的，他試圖建構屬于中國的表演理論。1948年，有人預言鄭君里會成為“中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對戲劇理論以及表演理論的研究，經歷了從“拿來主義”、博采眾長，到自成一家的線性軌跡。洪深先生曾談到，“如果鄭君里不翻譯《演員自我修養》”，“就寫不出《角色的誕生》；但后書確有它自己的貢獻，有很多話是未經前書道出的”。

正如夏衍先生所說，鄭君里取得的成就“可以說達到了中國電影藝術的高峰，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而他的遺作《畫外音》正是我們理解這一論斷的重要窗口。《畫外音》是一部導演闡述的合集，記錄了鄭君里拍攝六部電影的種種心得，其中列舉了大量創作過程中的實踐經驗。本書可讀性很強，充滿了令讀者賞心悅目的列舉和解說。每一部作品，他都從文學劇本、主題思想、歷史背景、人物形象、情節結構、現場調度、攝影美工等方面娓娓道來，全面記錄了創作過程中的各種構思和討論，可謂嘔心瀝血。

完成于1943年的紀錄片《民族萬歲》是鄭君里藝術創作中的另一座奇峰，不但是一部情緒高漲的抗戰宣傳片，也是一份珍貴的社會歷史影像檔案，特別是對抗戰時西部各少數民族民俗民風的記載更為精彩，具有不容置疑的人類學價值。

習總書記指出：“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鄭君里用一生證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緊跟時代、敬業愛國的人民藝術家。他的作品膾炙人口、深入人心。1969年4月23日，他罹患肝癌病逝。雖然他離開這個世界已近半個世紀，但是他的生命卻以另一種形式長存于世，那就是他的電影和著作。鄭君里的電影常映不衰，被選為經典影片多次參加各國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二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當中，沒有看過鄭君里電影的人可能極少。他的文字，為后人的藝術創作和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著豐富的營養。

2016年12月，正值鄭君里誕辰一百零五周年，《鄭君里全集》的出版是對他最好的紀念；對于后來者，《全集》不但是一份精神財富，更是一種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