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化自信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我們對傳統文化自信，與我們對歷史上文化經典和文化名人的崇敬是不可分的。文化需要創造，創造文化并作出卓越貢獻的人，是我們最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載體是作品，尤其是傳誦不衰的不朽名篇。翻開中國思想史、文學史等各類史書，無論是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還是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有一連串永不忘懷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奪目的名篇巨著。一個個作出不朽貢獻的文化名人，像一座座矗立在中國文化發展高峰上的塑像；而一部部名篇巨著仿佛閃耀發光的璀璨珍珠。在當代，我們同樣需要培養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為子孫后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是新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都發出這種號召，號召產生無愧于我們時代的名篇巨作。

我們有些學者喜愛談論士的精神。中國傳統的士，主要是儒家講的君子，應該是在道德上有標準，在文化上有貢獻，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無論是論語中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呂氏春秋中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這都是對士的要求。這種要求表現在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陽樓記》，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無論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至于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把士人即讀書人的責任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應該繼承的是這種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今人所謂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可貴，正在于它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依附資本和權貴，不曲學阿世，通過學術自由和獨立思考，創造出足以與我們時代要求相符合的作品，而不是以所謂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為標榜，俯視人民，與歷史潮流相背而行。“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精神應該是我們的榜樣。我們不要害怕文化名人。我們不是名人太多，而是名人太少。社會主義需要的是既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具有創造性的文化名人。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許多重要論述。這些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原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問題。這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開關，是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代提出的對待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在新時代的發展。

創造性，是人類活動的本質特征，但不同領域各有特點。技術領域，創造性表現為發明，新工具取代舊工具，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科學領域，表現為發現，發現新的規律，提出新的原理。它的進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領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規律的發現。人文文化的創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規律的發現，而是原有傳統文化的不斷積累和創造性轉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傳承的這個特點，他曾經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后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當然胚胎、萌芽終究是胚胎、萌芽，還必須不斷地積累新的思想和進行創造性轉化。在當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階段，重復希臘哲學的命題和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當代中國完全停留在我們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來主義”，同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