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允許科研人員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并對此提出了適度、依法、依規的要求。這引起了全社會尤其是知識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和熱議。

對科研人員和教師兼職兼薪問題，國家從來沒有明確地依法依規禁止過，但是也沒有明確地表示支持、提倡和鼓勵過，因而一直是一個政策和法規的模糊地帶。這就導致了對此類問題的政策處于某種“真空”狀態。實踐中，一些單位可能因為顧慮科研人員和教師兼職兼薪影響本職工作，或者擔心會因此而泄露本單位技術秘密、知識產權，損害或侵占本單位的權益，往往制定各種不允許、不提倡、不鼓勵兼職兼薪的“土政策”。當然，更多的單位處理此事情的總原則是聽之任之、放任自流。這就導致了一系列模糊的政策問題，如單位不同意兼職兼薪的依據在哪里？科研人員背著單位去兼職兼薪怎么辦？可不可以離崗去搞科技創業？兼職獲得了股權及紅利等收入，要不要讓單位抽頭一部分？什么級別的領導干部不能去兼職兼薪？如此等等。對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則，很容易挫傷廣大科研人員和教師投身科技創新、創業、普及推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影響國家知識總量創造和知識價值變現。

很多具有一技之長的科教人員，面對社會巨大的知識和技能需求，因為擔心兼職兼薪不合法不合規，或者擔心單位和同事對自己有看法，而選擇拒絕。這對社會而言，是巨大的人力資本資源的浪費。當然，也不排斥確有少數人醉心于兼職賺取報酬，而疏于本職工作。這同樣有害于單位也有害于社會。不管屬于何種情況，對于兼職兼薪問題國家如果不做出應有的規定，不提出自己鮮明的政策導向，就必然會影響廣大科教人員投身創新創業的積極性，無法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對科研教學人員實施有效的分配政策，從而影響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步伐。

《若干意見》徹底地明晰了過去在兼職兼薪問題上，在政策和法規領域里的模糊地帶。不僅明確表示允許科研人員在履行好崗位職責、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到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高校、社會組織等兼職并取得合法報酬，而且鼓勵科研人員公益性兼職，積極參與決策咨詢、扶貧濟困、科學普及、法律援助和學術組織等活動。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倡導實施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由此必然會激發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鼓勵多出成果，推動科技成果加快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廣大科研人員和教師在學習《若干意見》時，紛紛表示：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好，但怎么落實、落地更重要。如何堅決地、不折不扣地落實到基層，直接關系到經濟新動能的崛起，關系到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這方面的問題較多，如很多科教人員的具體行動，規定需要經過“單位同意”，基層單位如何協調個人行動與單位利益的關系？再如，要“實行科研人員兼職公示制度”，那么什么樣的兼職才需要公示？樣樣兼職都要公示是不現實的。還有，怎么界定“兼職行為泄露了本單位技術秘密，損害或侵占了本單位的利益”？以及，科研人員離崗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等創新創業活動，他不在崗期間的工資福利怎么算？等等。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操作問題，就是在兼職兼薪問題上，如何看待和處理科研人員和教師與所在單位的關系。

《若干意見》在“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這一條條規里，有三處地方用到了“經所在單位同意”的表述。其中第一處是“科研人員在履行好崗位職責、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經所在單位同意，可以到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高校、社會組織等兼職并取得合法報酬”。第二處是“經所在單位批準，科研人員可以離崗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等創新創業活動”。第三處是“高校教師經所在單位批準，可開展多點教學并獲得報酬”。這些規定體現了中央在這些具體問題上對基層單位因地、因時、因事制宜決策的尊重，給了各個單位巨大的“自由裁量權”，因而需要各地各單位根據中央加快建設創新驅動國家的總體要求，積極有效地主動作為，處理好單位本位利益與個人自主選擇的關系，適當放手、放心、放活、放膽、放開對廣大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的事宜，而不能借故弄權，卡住、為難意欲付之行動的科教人員，或者對此類申請事務推諉、扯皮，不負責任。這是我們當前在落實、落地中央文件精神的實踐中，最擔心的、需要引起警覺和保持足夠重視的現實問題。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首批高端智庫“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