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改進行時

在新的匯率均衡和全球化資產配置過程中，人民幣匯改已經從匯率定價機制的變革，延伸到新型金融市場規則與架構的不斷探索和完善之中。

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定價和新型均衡機制的出現，中國央行以高額外匯儲備維系“貨幣安全”的必要性也日趨下降。巨額外匯儲備在令央行被動投放天量基礎貨幣的同時，又以高額存款準備金的形態降低了商業銀行的信貸效率，進而扭曲了金融資本市場的價格傳導機制與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

隨著外匯儲備的下降，央行在此輪經濟下行周期中連續六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為國內金融市場釋放出充裕的流動性，也令包括地方債置換等大規模的財政體制改革得以推進。

彭興韻認為，隨著外儲規模繼續下降和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深化，未來十年或更短時間內，中國銀行(3.390, -0.02, -0.59%)的法定準備金率會降到5%甚至以下。

與此同時，中國二十余年出口積累所形成的數萬億外儲“財富”并沒有消失，而是通過企業海外投資與居民的外幣資產配置，逐漸形成遍及全球的“國民資產”。伴隨著政府外儲下降趨勢的，將是中國企業和居民在中國“境外總資產”中所占份額的上升。

但在全球經濟動蕩和國內經濟結構性轉型的多重風險因素下，理想中的人民幣國際化角色轉型，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與不確定因素。

6月23日英國退歐公投“黑天鵝”事件的爆發，再次將人民幣匯率推上了風口浪尖。英鎊和歐元在兩個交易日內分別重創11.9%和3.5%，美元和日元作為避險資產則分別升值3.5%和4.4%。

“一籃子貨幣”中的匯率分化，令尚未具備“避險資產”信用的人民幣出現了對美元和“一籃子貨幣”的雙重貶值，令央行不得不在6.7的心理關口開始再度干預市場，同時宣布自8月15日起對境外遠期售匯業務收取20%的外匯風險準備金。

這一新的“雙貶值模式”，再度引發了市場對于“策略性貶值”失控風險的擔憂，包括鐘正聲在內的多位市場研究人士指出，在人民幣匯率向“市場均衡”回歸過程中，可能存在“多重均衡”，一旦市場預期管理不當，就可能出現“拋售人民幣資產”和貶值預期強化的“壞的均衡”風險。

除了外部市場動蕩，國內市場也面臨著因信貸膨脹而形成的貶值壓力。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未來幾年國企和銀行業無法推進實質性改革，信貸快速增長所形成的資產泡沫將在損害中國內外競爭力的同時，引發國內居民加速轉向美元資產配置，而這將為人民幣帶來更大的貶值壓力。

與此同時，包括滬深港通在內的人民幣全球化資產配置新機制，也在不斷探索和推進之中。正如港交所總裁李小加所言，這是首次將境外資產以人民幣計價的方式端到了國內投資者的面前，也意味著以人民幣投資展開國際資產配置渠道的開啟。

對于普通中國居民而言，簡單將人民幣換成為美元進行“多元化配置”，目前還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選擇。而隨著“跨境人民幣資本市場”的形成，以及相關市場規則和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以人民幣投資的方式配置境外資產，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