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自殺工具

肖敬曾經擁有這個世界上最繁忙的QQ賬號之一。10年前，他的賬號里有464個好友、633個陌生人，和不斷涌入的好友請求。他是中國第一個以加強生命教育和預防青少年自殺為主題的民間公益群體——“關愛生命萬里行”活動小組的創始人，曾持續多年每天都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為一些有自殺傾向的網友義務提供心理咨詢和幫助。

但是在幾年前，肖敬的工作重心慢慢從自殺個案的干預轉移到了其他方面。理由之一是“自殺率的下降”。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國在2012年的自殺人數約12萬人，自殺率為7.8／10萬。相較于2000年的19.4／10萬，中國的自殺率已經下降了60％。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各國自殺率可分為高、中、低、極低四類。從2000年到2012年，中國自殺率的類別已經從“高”轉為“低”。關于中國自殺現狀，這是所能獲知的最新數據。

“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下降。”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李獻云說。

李獻云認為，在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自殺率數據里，極少有像中國如此劇烈的下降，“這跟大環境的變化有很大關系，并非單一因素，而是多種因素導致的。”

她表示，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的飛速發展，生活、教育、醫療水平的提高，心理衛生服務的強化，政府的投入，農藥的管理，公安系統的介入，公共交通系統的改善，等等。

轉折發生在新世紀以來城市化加速的近10年間。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將全國自殺率、農村自殺率和農村外出打工人口統計三張圖表重合在一起，發現隨著農村外出打工者人數上升，農村自殺率曲線穩步下降，同時全國自殺率下降。 “這里尤其應該關注女性勞動力的遷移。”景軍指出。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自殺率尚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高位。在《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一書正文之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用一張表格詳細列出了他在那個年代調研過的自殺者名單，并簡單概括了自殺的原因：和丈夫發生口角、與婆婆爭執、兒媳婦不給吃荷包蛋、因不挑水被父親指責……這些看似荒誕的瑣事卻是中國農村發生自殺最普遍、最真實的原因，以涂爾干、弗洛伊德學說為代表的西方自殺理論已經無法解釋這種基于家庭倫理的“中國式自殺”。而這種極端沖動下引發的自殺，其直接的工具就是農村隨處可見的農藥。

景軍認為，大批農村女性的遷移使她們遠離了既往男權家庭的從屬地位和人際沖突情境，同時也遠離了農藥這種最重要的自殺工具。

在前些年的農村實地考察中，李獻云曾驚愕地發現，不少人家的農藥瓶就放在床頭、廁所甚至廚房里，“就跟油鹽醬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獻云介紹，如果無法輕易拿到自殺工具，那么這種自殺沖動將會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對自殺工具進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況。“然而比較麻煩的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全國性自殺方式的登記”，李獻云說，“只能靠調查。”

她認為，在保障公民隱私權的基礎上進行數據開放，可以幫助研究人員了解現狀，也能讓政府能夠更清楚應該把精力放在哪個方面，包括農藥的管控銷售和去毒無害、高樓的設施安全，甚至窗戶開啟的寬窄等。“數據的開放共享需要衛計委、醫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個部門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國家，自殺者選擇最多的工具是槍支。有數據顯示，家庭擁有槍支的比例和用槍支自殺的比例密切相關。而加拿大、新西蘭、挪威和英國等一些國家通過對擁有槍支進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槍支導致的自殺率。英國對煤氣、汽車尾氣的脫毒處理，中國香港將超市的炭包從開放的架子挪到一個控制區域的干預措施，也顯著降低了有毒氣體引發的自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