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相憐的力量

為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做了8年接線員，王景娜幾乎已經可以遇事波瀾不驚了。

她每天都要聽到各個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哭聲。抽泣、嗚咽、哀嚎，間或伴隨著深深淺淺的嘆息。通話對象可能正站在高樓上、攥著安眠藥或者水果刀，隨時準備放棄生命。

王景娜的職責就是陪他們聊天。不止北京，她要傾聽來自全國各地最隱秘、最低徊的秘密和傷痛，然后用自己的聲音把他們輕柔地包裹起來，拉出死亡的谷底。

她相信自殺干預是有用的。在她印象里，每一個來電者自殺前都曾有過猶豫。“絕望中的他們哪怕只看到一點點微弱的希望，就不會輕易放棄生的本能”。

每天接聽電話，王景娜感覺自己的記憶力越來越差。如果不看記錄，前一天的案例她就會遺忘大部分細節(jié)，只能零星記起一些片段。

在她雜亂的記憶里，一個生于離異家庭的女孩曾站在20層高樓的陽臺上給她打電話，但只允許她說三句話，而三句話最后變成了一個多小時的拉鋸。還有一個男孩，母親和女友都跳樓自殺了，他并不想死，卻總是有抑制不住爬到高處的沖動。一位70多歲的獨居老人，打來電話只是想“最后試一下”，他表示不會自己做飯，不想每天只吃凍餃子了。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后來怎么樣了？誰也無法確認。接線員們承認熱線有其局限性。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王景娜極度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來電者的心境，但現在她更易于接受這種“不快樂”，允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發(fā)泄期。她允許自己在大多時候，能做的只是陪伴和傾聽。“我想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孤單一個人”。

65歲的張淑霞（化名）曾是這部熱線的傾訴者之一。她記得王景娜的聲音，雖然對方已經記不清她了。

現在，她可以平靜地講述丈夫的離世、自己患上抑郁癥以及多次自殺的人生經歷，平靜得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但在最嚴重的幾年，她每晚都要抱著電話入睡，有時免費的座機打不通，就用手機打，每月電話費動輒幾百元。“有時也會覺得自己老是占著電話線也挺自私的，但那個時候什么都顧不得了。”時間長了，她光憑聲音就能辨認出對方是哪位接線員。

5年前，她認真地規(guī)劃過自己的死亡。她甚至有兩年無所顧忌地去旅行，走過9個國家，打算花光所有的積蓄，然后悄悄自殺。在馬來西亞，她坐那種已經生銹的小飛機，貼著海面飛行，并沒有買保險，暗暗希望自己就那樣死去才好。

“那時是真心實意不想活了。天天想著怎么死。”她曾絕食10天，也摸過電門——把墻上的插座拆下，伸手摸進去，人當時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好一陣子失去知覺。

加入自殺者親友互助小組是這段灰暗歷史的拐點。小組的其他成員回憶起張淑霞剛剛加入小組時，“根本不怎么說話”，而現在，她幾乎成為每次活動的主力。

小組活動，通常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每個月，回龍觀醫(yī)院的那張桌子旁邊都要圍坐五六個小組成員、1個主持人、三四個專家和志愿者，每期設定不同的主題，大多是相互分享自己應對不良情緒的經驗和困惑，隨后會有具備資質的從業(yè)人員對成員進行心理評估和總結分析。

“大家都經歷過相似的傷痛，不需要過多解釋就能彼此理解。”在張淑霞看來，“同病相憐”的陪伴和撫慰是小組帶給她最大的治愈力量。

經過了五六年，張淑霞慢慢走出了悲傷的陰影，也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后來我再想到自殺的時候，就會想起親友小組和熱線，覺得自己要是死了，就太對不起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