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培養富有創造力的學生，造就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未來公民、創新型人才，就必須打破目前學科課程結構與形態的局限，構建一種新的、適應推進學生高級認知水平的課程結構與形態——

高峰

“超學科”這個術語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它強調知識的統一，即“超越于所有學科之外的”知識，“超學科”研究是探究驅動的，而非學科驅動。今天我們借用“超學科課程”這個概念，主要指的是與“學科課程”相銜接的一種更高水平的課程形態。即基于“學科課程”的、統合“學科課程”的、超越“學科課程”的，以問題為驅動的、以“自主、合作、探究”為學程的、以推進學生高認知水平發展為目標的，一種新的課程形態體系。

建設“超學科課程體系”需要處理好“四個要素”：第一，“超學科課程”要與目前的學科課程體系相銜接；第二，“超學科課程”要與各個年級學科的認知水平或學科體系相匹配，不能超越；第三，“超學科課程”是真正面向全體學生的課程，要讓不同的孩子做出不同的選擇；第四，需要引進一批復合型的教師。

課程，對兒童意味著什么？

喬布斯小時候非常聰明，他喜歡坐在他爸爸的汽車頭上玩兒，并將之當做“工作臺”。而喬布斯的爸爸動手能力也很強，家里如果缺個柜子，他就會做出來，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喬布斯經常跟著爸爸動手做東西。

由此可見，喬布斯的童年時光其實經歷了兩種課程形態：一種形態是背上書包到學校去上課；另一種形態，就是在家里，跟著爸爸動手、動眼、動腦做實踐，我們把這個課程姑且先稱為“超學科課程”。

因為喬布斯童年經歷的課程跟我們大多數人的不一樣，所以才誕生了“蘋果”。我們13億中國人中，肯定有好多人比喬布斯聰明，但因為我們童年的課程和喬布斯經歷的不一樣，所以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那個“蘋果”把我們的錢拿走了。

《60年與600年》這本書，總結了中國取得巨大成績的原因，主要是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僵化的模式，用市場的規則釋放了人們的熱情和干勁。其主要因素有：1.學習和吸納國際上近600年以來的新技術、新工藝、新管理、新思維等，并將之轉化為中國的成果。2.依靠廉價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巨大釋放。這不禁讓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今后中國的發展，靠什么立足于世界？我們現在的GDP居世界第二，這個位置能不能保持下去？

由于創新，喬布斯發明的“蘋果”積累了一個國家的財富；有一年秋天，我到太行山去，發現太行山兩邊堆了很多蘋果，因為農民賣不出去。所以，未來，世界上開采不竭的資源，可能只有我們的大腦了。

“我們的學校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人才？”我認為所謂的“錢學森之問”，是因為課程出現了問題。

關于課程，夸美紐斯第一個論證了班級授課制。1806年，赫爾巴特出版了《普通教育學》，標志著教育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到了1952年，我們引進了“組織教學→復習舊課→講授新課→鞏固新課→布置作業”的“五個環節”的凱洛夫教學模式，并被許多教師奉為至寶。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從西方引入的“反傳統”教學模式，使人們認識到學生應當是學習的主體，由此開始了以“學”為主的教學模式的研究。

今天好多地方出現了一些“反智主義思潮”，認為學科的學習已經沒什么價值，甚至出現“上學無用論”。我認為，今天學科課程的學習依然很重要，但是我們要用一種新的形態逐步對它進行豐富完善。因為課程形態不打破，我們很難培養出創新型的人才。

上世紀美國改造主義教育的創始人喬治·康茨和哈雷·拉格說過一句話：加強學校對整個社會的責任，要“以未來為中心”來替代“以兒童為中心”，培養美國社會未來的人才，不僅要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而且有社會工作經驗，懂得如何與別人相處。他主張設置以兒童的興趣和需要為基礎，給兒童一個創造性的表現和生長機會的課程。改造大雜燴式的中小學的課程結構，重新激發青少年的冒險精神和創造精神。

李克強總理講過，各國的競爭實際上是創新的競爭。我想創新的背后是高級認知水平和思維水平的競爭。我們教育的最終方向是培養將來能夠創新、能夠讓這個民族在世界上自立的一個群體。所以說，今天我們國家發展的根本問題是人才問題。

作為教育人，我們要思考的是，今天我們應當怎樣去培養有創造能力的未來？因為，今后50年的競爭，就是今天兒童之間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