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筆者認為，積極財政政策以及結構性調整需要持續推進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第一，財稅改革。按照頂層設計，下一步的財稅改革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稅制改革，二是財稅管理體制改革，三是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以營改增為例，其是下半年企業減稅的主要方向，但考慮到增值稅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種，兩者分享比例為75:25，而營業稅除了銀行個別行業外，屬于地方稅種。營改增后，地方稅收體系同樣需要適當改變，如房地產稅改革，以緩解地方政府財權遠遠小于事權，差距過大的局面，否則地方財政捉襟見肘，也難以支持基建投資進而起到穩增長作用。

第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雖然一直以來，PPP模式備受政府青睞，但落地程度并不高，關鍵在于沒有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PPP模式雖然是當前財稅改革推進下，開拓融資渠道、化解政府債務風險、保證基建投資項目順利推進的新模式，但若僅立足于此，恐怕也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廂情愿，難有所作為。做到政府與企業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既通過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型，改變政府以往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的角色錯位，遵守契約精神，公平談判，才有可能吸引社會資本的參與。

第三，國企改革。正如上文所言，加大對企業職工安置的財政支出只是短期內緩解去產能痛苦的必要方式，但并不解決根本問題，國企改革能否切實推進才是問題的所在。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6.2%。但是，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比下降8.5%；其中，中央企業利潤同比下降9%，地方國有企業利潤同比下降7.1%。國有企業利潤低于民營企業，但往往大量占有資源，導致僵尸企業大量存在。從這個角度而言，國企改革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關鍵。

第四，土地改革。根據《關于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財政政策的通知》的明確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要求進城落戶農民轉讓其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另一方面，要通過健全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逐步建立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相關權益退出機制，積極引導和優先支持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相關權益，但現階段要嚴格限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而這意味著土地改革也需同步推進，才能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

第五，戶籍制度改革。盡管當前官方公布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6.1%，但這是基于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能夠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群體仍是以戶籍為口徑，這一意義下的城鎮化水平要遠低于這一數值。換言之，具有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制約了城鎮化進程。早前城鎮化頂層設計也明晰了未來中國各類城市的戶籍改革路線，包括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等。預計未來戶籍改革配套也將加快。

總之，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的諸多矛盾顯示，僅靠貨幣政策難以為繼，還需加大財政支持以及從中長期做出結構性改革。值得肯定的是，與其國家相比，中國仍有更大的財政政策空間，而從營改增、推進新型城鎮化、戶籍改革等多項政策加快落地來看，積極財政也在發揮作用。在筆者看來，若結構性改革能夠切實推進，擺脫貨幣依賴、重塑經濟增長的機會要大于其他國家。

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 瑞穗證券研究員 張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