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討論焦點之所以存在爭議，是因為大家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人們依據了不同法律。一方面，反對收費者認為，對餐具、飲具進行清洗消毒是《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的,是餐飲服務提供者應盡的義務。餐飲單位將委托消毒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的行為違反了《食品安全法》；另一方面，支持收費者認為，《食品安全法》明確餐飲經營者有提供“清洗、清毒”餐具的義務，但沒有規定無償提供。目前，餐飲單位使用的經過包裝后的消毒餐具是花錢從專業消毒公司購進的，餐飲單位亦出了成本，收費符合《價格法》的相關規定。而專業消毒企業提供的消毒餐具在包裝上進行了提示：“有償使用，一元一套”或“本酒店有免費餐具提供。此消毒餐具有償使用，一元一套，請自主選用”的字樣，并沒有侵害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

所以，如果要禁止餐飲行業經營主體對消毒餐具收費，那就得先修改法律，或讓相關的法律規定在一個系統框架內更和諧。因為同位階的法律，對同類事件的解釋若相左，就會出現類似難以決斷的情況。不過，在我看來，這個事真正應該關注的，除法律依據之外，還有消費者的實際維權困境。因為涉及消費的權利，即使有了明文規定，如無剛性執法，也可能會變成紙上權利。

眾所周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但是現實中人們很多時候的維權卻很難付諸行動。比如，前些年有關“開瓶費能不能收”的問題，一度引發輿論熱議。最典型的事件是，2014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復某媒體書面采訪時表示，餐飲行業中的“禁止自帶酒水”“包間設置最低消費”屬于服務合同中的霸王條款，是餐飲行業利用其優勢地位，在向消費者提供餐飲服務中作出的對于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在此之后，便偶有一些消費者受此鼓勵，選擇了以司法途徑來挑戰“禁止自帶酒水”等霸王條款。不過，即便這些消費者打贏了“開瓶費”等官司，卻并未引來群起效仿。

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對于普羅大眾而言，為開瓶費維權的成本過高。其中，消耗的精力成本與維權的物質性賠償結果是不對等的。維權成本高于勝訴賠償成本，很多人就會放棄維權。所以，可想而知，即使我們真禁止了餐飲行業經營主體對消毒餐具收費，其帶來的法律效應卻未必能達到立法的預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諸如開瓶費、餐具清洗消毒費的維權問題，在具體監管操作層面具有相當難度。比如，酒店若把開瓶費、餐具清洗消毒費用平攤到菜價里，就可以提高菜價的形式躲避監管。而這種手法是隱秘的，對于消費者來說，提高后的價格和之前的價格相差不會很大。因為餐具清洗費原本就不高，即便攤入菜價中，也不太容易被發現。

對待消費維權保護中的細節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制度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制度是萬萬不能的。在消費者維權事項上，在討論禁止開瓶費和消毒餐具費等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重要性，要依法對強制消費進行更嚴厲的打擊。只有讓那些敢于違法的商家付出高昂的違法成本，并公之于眾，才能真正產生震懾作用。長此以往，消費者維權的效果自然會逐漸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