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瓷器的故鄉，瓷器是漢族勞動人民的一個重要的創造。距今已有4200年的歷史，唐代以前瓷器一直是實用器的代表，但到了宋代瓷器逐漸成為了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各種精美的瓷器逐漸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中，從那時起就流傳了一句話叫做：“家無瓷不貴，室無瓷不雅。”

元明清帝王對瓷器也情有獨衷，公元1271年，元帝國建立。元代統治者崇尚白色，“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其服飾、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樣成為元代帝王的珍愛。白瓷在元代的景德鎮有很大的發展，優質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視。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鎮設立第一個官窯——浮粱磁局，專為元皇室燒造瓷器。元代景德鎮成功地燒造出樞府瓷、青花和釉里紅瓷，取得卓越成就，為明清兩代制瓷工藝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景德鎮并因此在日后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贏得了瓷都的桂冠。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國，建立了大明王朝，卻幾乎全盤承襲了元代“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賜賚，貿易所需，開國之初，就在原“浮梁磁局”的基礎上建立了御器廠，世稱洪武官窯。洪武帝需要以瓷器換馬用于戰爭，還要用瓷器擴大貿易和安撫鄰邦。御廠燒造出器型碩大的青花、釉里紅大盤、大碗、大罐，素樸雄渾，粗豪而不失風韻，形成了洪武官窯瓷器的獨特風格。

1399年，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朱棣身著鮮紅的戰袍指揮作戰，第二天清晨，士兵們發現朱棣的紅戰袍上霜花自然凝結成一條騰空飛舞的白龍，三軍以為瑞照，士氣大振，戰果輝煌。

1402年，朱棣登基為永樂皇帝。御廠的技師們依據燕王戰袍的故事，設計燒造出鮮紅地白龍紋瓷器，以表對永樂皇帝的敬意。而這種集“鮮紅”與“甜白”于一身的瓷器，則成為永樂官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宣德官窯有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員督陶，負責宮廷用瓷的生產，特別是對貢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張善“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為了整肅紀律，杜絕官窯貢余品的外流，宣德帝將督陶官張善處以極刑，將所有貢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維護了皇權的威嚴，也“打”出了官窯瓷器的至精至美。

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在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促織”篇中有所描寫，而宮廷正史卻無記載。1993年的珠山宣德官窯遺址考古發現卻證實：御廠為朝廷燒造了數十種紋飾精美的蟋蟀罐，其中青花雙角五爪龍紋蟋蟀罐就是貢宣德皇帝觀賞斗蟋蟀的“斗盆”。這位“太平天子”不僅有玩蟋蟀之好，而且酷愛養鳥賞花，宣德御廠為朝廷燒造的花鳥蟲魚器皿就達幾十種。

明代永樂年間，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大殿被大火燒毀，正統六年（1441年）三大殿重建工程完成。太監王振命令景德鎮為大殿燒造青龍白瓷缸，因缸大而且壁厚，屢燒不成，三大殿前的陳設便以銅缸代替。而幾十口有裂痕的龍缸則被打碎掩埋在御廠西圍墻下，直到1988年被考古工作者發現，青龍白瓷缸才得以重見天日，現陳列在龍珠閣展廳。

明憲宗成化帝--朱見深對景德鎮御廠的生產相當熱心和執著，這位具有深厚藝術修養，又善于繪畫的帝王，對小巧精致的工藝品情有獨鐘。成化皇帝的審美情趣和個人喜好直接影響到御窯廠的生產，在他的創導下，成化官窯燒造出瓷質精美、彩飾優雅、小巧別致的斗彩瓷器，成為明代官窯之冠。成化斗彩一直被人視為拱璧，古時就有“神宗（萬歷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雙，價值十萬”的記載，而在成化朝之后的510年——公元1997年的香港索士比拍賣會上，一只成化斗彩雞缸杯竟拍出2917萬港幣的天價，這恐怕連成化皇帝自己也始料未及。2014年，又創造出一只成化斗彩雞缸杯竟拍出2.8億港幣的記錄。

康熙時期，御窯燒制了大量筆筒、水洗、臂擱、瓷硯等文房用瓷，這與康熙皇帝實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開的。作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認識到，滿族的武力不足以統治中國。唯有遵孔崇儒，學習漢民族文化，才能鞏固滿清帝國統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學，采取懷柔漢族知識分子政策。對文化的推崇自然促進了文房用瓷的燒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讓御窯廠的窯工們燒制各類文房用具，這其中以筆筒燒制地最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雍正皇帝為康熙第四子，有“四爺”之稱。這位鐵面無私的帝王，在藝術鑒賞方面頗具文人氣息。他喜愛文雅素凈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雍正皇帝對瓷器制造直接干預，從宮中造辦處檔案得知，御窯廠生產的瓷器的樣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樣之后由皇帝選擇。宋代瓷器以胎質細膩、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聞名于世，深得雍正喜愛，因此雍正時期御窯廠生產了大量仿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繪圖案具渲染效果，頗似中國水墨畫意境，雍正對此喜愛有加，故雍正年間粉彩盛燒一時。

乾隆（ 1736—1795 年）是清高宗弘歷的年號。乾隆窯產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窯務時的制品。唐英原為內務府員外郎，早在1728 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鎮御窯廠“駐廠協理”窯務，擔任年希堯的副手。在1736—1749 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 1752—1756 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先后任淮安關、九江關監督，兼理景德鎮窯務。唐英不僅一般地管理廠務，完成朝廷交辦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窯廠，研討工藝，在仿造和創新上成就顯著。每年貢獻給朝廷的大小盤、碗、鍾、碟、瓶、勰、尊、彝等，多達57 種。《景德鎮陶錄》記述唐英的成就說：“公深諳土脈、火性，慎選諸料，所造俱精瑩純全，又仿肖古名窯諸器，無不媲美；仿各種名釉，無不巧合；萃工呈能，無不盛備；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銀、彩水墨、洋烏金、琺瑯畫法、洋彩烏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藍、窯變等釉色器皿。土則白壤，而埴體厚薄惟膩。廠窯至此，集大成矣。”乾隆窯繼承了中國古代制瓷工藝的精華，所仿歷代名瓷幾乎無所不有，同時吸收東、西方藝術，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制瓷工藝，力求新的創造，真可謂集各種技藝之大成，冶古今中外于一爐了。

瓷器的文化博大精深，關于瓷器的故事講也講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