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日報》分兩次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浙江、河南兩省四市的53家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甚至逆勢攀升的現象，讀來讓人揪心不已。

企業最盼望能得到切實降低的不合理生產成本，第一位是稅負，其次是用電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資成本。有企業揭露，企業要交多少稅，不是根據生產經營實際征繳，而是由稅務部門年初內定指標，分配到各個企業按指標征繳。有企業想不通，國際油價已從高點時的115美元/每桶跌至35美元/每桶，可是企業高企的物流成本依然紋絲不動。

有企業痛斥“變壓器使用費”迄今照收不誤。河南某企業眼下正在調整產品結構，經常主動停產，企業一年只有兩次向供電部門提出停電申請，若獲得批準，雖不用電也要交納變壓器使用基本電費200萬元。若停產不用電又不申請報停，就得交納變壓器使用基本電費600萬元。如此“搶錢”毫無愧色，無外乎武大郎開店獨此一家。某企業訴苦，生產過程產生的污水，地方政府只發一張污水處理牌照，持照企業不但收費特貴而且一年只讓企業清運兩回污水，弄得企業不但要為污水壟斷清運支付高昂費用，還得為在廠區內“儲存污水”長期支付大筆“保管費”……

如果說上述帶普遍性的個案，揭露的主要還是企業不合理的生產成本，那么，企業普遍面臨的近乎于荒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之高，就更讓人匪夷所思。今年3月，鄭州市下發文件，允許困難企業出租多余廠房用于自救，某服裝企業興沖沖拿著文件跑到規劃局，辦事人員張口就說“我們沒收到文件辦不了，你讓市里專門給我們發個文件！”某企業上項目跑省里走審批程序，省里說此項審批權已下放給縣里，企業遂回頭找縣里，工作人員冷冰冰甩出一句“我們還沒整明白，你們先回去等著吧”。政府里當差的公務員可以慢吞吞“研究”上面下放的審批操作流程，但市場瞬息萬變，企業哪里耗得起！

簡政放權、剝離中介服務、為企業松綁，中央政府推動改革的決心和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在評估、評價、評審等前置環節，有些和政府機構關系親密的“市場中介”，收費比原先的“紅頂中介”更狠，“三評”次數更多更細更密。某企業在同一個廠區，將一臺使用前即經過環評的設備從甲車間挪至乙車間，也得請“市場中介”再做一次荒唐的環評，白白被敲詐走幾萬元。一項標價20萬元的檢測，若企業同意每年購買“打包服務”，可按半價收取；若企業不同意，那么省市縣三級質檢機構隨時都可能找上門來，每來一次企業須支付“檢測費”10萬元……

十八大以來，中央強力反腐成績喜人，然而在一些地方，“吃拿”有所減少，“卡要”依然存在，只是手段更隱蔽，往往以“不同意也不反對”的方式讓企業干耗著。受訪企業反映，為維護政商關系支付的費用，依然要占到企業銷售收入的1.2%至1.5%。這個比例是高還是低，外行人不一定能看出門道來，可內行人都清楚，如今國內企業稅后平均凈利潤最多也就相當于銷售收入的5%至6%呀！

最近3年間，僅中央一級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已有近600項，據測算每年可減輕企負近千億元，這個減負成績值得充分肯定。不過，如果分攤至全國7000萬個市場主體身上，每家企業平均減負也就1250元左右。結合《人民日報》報道的情況，可知為企業降成本作出的努力，在一些地方不過是“雨過地皮濕”。

降成本是為了加快企業轉型升級，立足當下，降成本更是幫困難企業渡過難關、為困難企業的雪中送炭。時不待我，一眨眼上半年就要過去了，年初為降成本作出的承諾，有很多至今還浮在水面上。如果再不采取果斷措施，降成本有再次淪為“空頭支票”的危險，這絕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