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立獨行的魯迅，總是說自己對“文學革命”沒有什么熱情，但他承認自己的創作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他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魯迅與胡適的關系并不親密，但為了響應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號刊發的胡適的《貞操問題》，魯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號發表《我之節烈觀》；胡適于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發表《再論“我的兒子”》，魯迅隨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為支持胡適等人倡導的新詩寫作，自稱不喜作詩的魯迅也發表了6首白話新詩。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隨感錄》欄目，刊載對社會和時事的短評。魯迅從同年9月五卷三號開始為這一欄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號刊發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則，后全部收入雜文集《熱風》。而這一文體后來便成為魯迅手里最有戰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為《且介亭雜文二集》寫的后記中，魯迅也是這樣概括的：“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18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

《新青年》最為暢銷時，每期的銷數可達16000份，在全國各地有74處發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兩處。但1920年1月，隨著陳獨秀回到上海，雜志的編輯中樞重新遷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隔膜、分化已逐步顯露。1921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九卷一號上發表小說《故鄉》，給處境困頓的雜志以很大慰藉。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號后休刊。對于這樣的結局，魯迅雖然略感頹唐卻并不訝異。之后，魯迅創辦過同人刊物《語絲》，也為《申報》的《自由談》等寫過許多雜文，但對于曾經的《新青年》同人顯然是極為懷念的。1932年，他充滿感傷地回憶起當年的并肩戰斗，“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戰斗的意氣”，正是《新青年》成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魯迅愿意為之吶喊的真正原因。“最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熒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這是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中寫下的文字，也是魯迅一直以來對于青年人最真實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