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校訓

求是創新

竺可楨（左）和路甬祥（右）

浙江大學在其百余年悠久的辦學歷程中，逐漸形成“求是創新”的校訓，這四個字深深地銘刻在浙大學子的內心深處，譜寫了浙江大學輝煌歷史和光明前景的動人樂章。

浙江大學創建于晚清國人圖強變革之際。1897年，杭州知府林啟創辦了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書院，它是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學府之一，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求是書院創建之初，就以“求是”二字為辦學宗旨，提倡“務求實學，存是去非”。1928年，求是書院改名為國立浙江大學。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保存中華民族的元氣和文化火種，與當時中國眾多高校一樣，浙江大學開啟了可歌可泣的西遷辦學歷程，先后經浙、贛、湘、粵、桂、黔等六省、區，于1940年初到達貴州的遵義和湄潭，并在那里堅持辦學長達七年之久。西遷的歷程對浙江大學具有無比特殊的意義，為浙江大學精神的進一步沉淀和升華提供了孕育之所。在西遷路上，浙江大學曾在“歌仙”劉三姐的故鄉廣西宜山（今宜州）辦學。1938年11月1日，竺可楨校長在廣西宜山舉辦的開學典禮上，做了題為“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范”的演講。在演講中，竺可楨以王陽明的求是精神、遇險不畏的精神激勵浙大師生在艱危中奮發進取，并提出要以“求是”二字為校訓。隨后校務會議正式通過了竺可楨的提議，以“求是”作為浙大的校訓。1946年秋，浙大結束西遷，返回杭州繼續辦學。

那何謂“求是”？在廣西宜山辦學時，竺可楨在一次題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中，對“求是”進行這樣的闡釋：“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只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竺可楨還舉了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達爾文、赫胥黎、孫中山等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例子來闡明“求是”的重要性。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潮流中，浙江大學在“求是”精神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開拓創新的新面貌，進而形成“創新”的校訓。在浙江大學建校95周年之時，時任校長路甬祥院士指出：“創新，正是歷史上許多杰出的科學家和杰出人才的共同特點。浙江大學要辦得有中國特色和自身特點，培養一大批具有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精神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和接班人，必須十分重視創新精神的提倡，并且形成良好的群體意識，堅持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原則，堅持開放，改革創新。”路甬祥校長的這段話，既是對浙江大學為什么要以“創新”二字為校訓做詳細的說明，又從邏輯上對“求是”與“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闡釋。從此，“求是創新”成為新時期浙大學子的學習指南和座右銘。文/呂勇

（本版文章選自《大學之魂———中國大學校訓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文章刊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