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4.博物館的活力在于與公眾接觸

讓人“腦洞大開”的文創產品的出現，只是博物館與文創產業接觸的開端。博物館與文創產業的結合，還意味著博物館行業正在走上一條轉型之路：博物館不再只是收藏與展示文物的場所，它還要為當代的文化創新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和素材。

博物館的文創元素往往來自博物館的藏品。而博物館藏品的產權歸屬，也成為業內最為關注的問題。李文儒則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北京故宮180萬件館藏文物都應無條件讓公眾共享：“文物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關鍵不在乎它們放在哪里、由誰保管，而在乎誰保管得更好、如何能讓更多人看到。這才是文化的本質。”

在李文儒看來，一個博物館活力的最大體現，就在于它與社會公眾的接觸。“故宮博物院只是文物的管理者和保護者，任何一位觀眾來到，都應該讓他想看就看。”

但館藏資源要完全實現向公眾開放，目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是技術問題，2011年，首次故宮藏品全面清點歷時7年才宣告完成，180萬件文物要全部實現數字化，不僅工作量驚人，而且不少文物、標本的數字化整理工作還有不少難點有待解決。

“直到現在，很多博物館的高清圖片還是需要購買的，價錢很貴，手續也繁瑣，就連學者也做不起研究。”胡斌坦言，當前還有不少博物館將館藏文物視為“私有財產”，“當然，制作這些圖片的成本確實很高，但博物館的經費本身也是納稅人的錢。公眾對館藏文物進行查閱、研究、出版，只要注明版權，都不應另設門檻。”

那么，使用館藏資源進行商業性的文創開發，又是否牽涉到產權問題？黃斌向記者介紹，目前，瑞士、臺灣地區都有博物館將數據庫無償向文創企業開放：“博物館還鼓勵使用者開發新的產品，供市民評審，獲獎的產品還會予以鼓勵，博物館與文創企業共同開發、共同創收。”

“其實，博物館的資源越是開放，它們的‘造血’能力也就越強，文創開發的空間也就越大。”黃斌認為，文物本身就是博物館最大的本錢，而傳播知識就是博物館存在的目的，無須過分擔心版權問題。“公眾越了解真跡在哪里，對博物館就越有利。同樣的，文創產品也不可能脫離博物館而存在：如果公眾不了解文物藏品，文創產品本身很難被市場接受。”

今年初，中國國家博物館繼續邁出開放藏品資源的重要一步：打造“中國文博知識產權交易平臺”。該平臺將向全社會公開館藏可授權文物的設計版權，通過確權和授權吸引設計師和投資人。“要實現知識共享、產權共享、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還需要文創團體與博物館一同進行探索。”胡小宇總結道。

記者手記

“賣萌”不是博物館文創事業的終點

今年兩會期間，“工匠精神”迅速成為走向全國的一個熱詞。這也是今年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新提法。李克強總理在發言中提到，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

“工匠精神”的傳承離不開必要的載體。在一些國家，家族企業是傳承“工匠精神”的重要主體。據統計，截至2012年為止，日本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就超過3146家，在全球排行第一，德國也有837家，而“工匠精神”正是這些“長壽企業”存續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中國，“工匠精神”往往凝聚在深居博物館庫房的文物里。“故宮館藏180萬件文物，都是歷代能工巧匠與藝術家創造的財富。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認為，文物是看得見的物質文化遺產，背后卻蘊藏著看不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物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只有從中汲取對今天有用的靈感，對之進行轉化吸收與創意研發，才能發揮博物館文創的真正功用。”

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要實現這一點，就離不開文創產業的介入。去年3月，中國博物館行業首個全國性法規文件《博物館條例》更以白紙黑字的形式，為博物館開展經營性的文創活動亮起了綠燈。

在政策“東風”的支持下，各大博物館的文創產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從去年《石渠寶笈》特展引發的“故宮跑”現象，到今年首都博物館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引發的觀展熱潮，都在印證人們對文化需求的深層次渴望。

博物館文創帶來更深層次的思考，是博物館的轉型。傳統意義上，博物館包含收藏、研究、保護、展示、教育五大職能。人們過去將“保護”視為博物館的天職，卻很少把“創造”與博物館聯系在一起。隨著觀念的轉變，文物蘊藏的文化資源，越來越為公眾所重視。

資金不足、資源配置錯位、產業鏈不完善、政策法規尚待完善、產權存疑……所有的問題最終無不指向博物館定位的轉型，指向文博觀念的更新。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不遺余力“賣萌”的文創產品，已經邁出了思考與探索的第一步，但這遠遠不是博物館文創事業的終點。要使博物館資源真正為全民共享，并成為激發社會文化創新的“催化劑”，博物館的“變形計”還需要不斷演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