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兩會”開始前，《新安晚報（微博）》曾征集民聲民意帶上兩會。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寫信，認為現在農村很多傳統民俗在退化，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有待改進。3月10日，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錢念孫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認為，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讓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對農村發展有積極意義。

中國古代確實有“告老還鄉”的所謂“鄉賢文化”，然而，那時的“告老還鄉”的所謂“鄉賢文化”有其特定的歷史必然性，一是“告老還鄉”是當時官員退休后的必然歸宿，城鎮沒有養老金等現代退休制度，只能回到有田有地有房的老家養老；二是當時的農村與城鎮的差別不像今天這樣大，有些農村儼然是“魚米之鄉”，十分富足，適宜人居，對退出官場的官員們有吸引力。三是當時的農村民風淳樸，尊師重教，“告老還鄉”的官員具有較深的文化涵養，受到當地民眾的尊崇，有影響力與號召力，確實可以發揮“余熱”，反哺家鄉。

如今，農村的環境與古代的農村環境截然不同。讓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能否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促進農村發展，并不像我們想像得那樣簡單。一是“告老還鄉”的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具有相應的行政級別或高級職稱、經濟地位，按目前制度規定，他們享有相應的甚至較高的退休待遇，“告老還鄉”后，當地農村與發達城市差距較大，能否保障他們待遇的享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若降低或取消他們應有的享受待遇，可行嗎？顯然不靠譜。二是“告老還鄉”，就是以頤養天年為己任，忙乎了一輩子，也該歇息了。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途徑多多，內涵不斷深化，不必把寶押在“告老還鄉”的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身上；等等。

因而，注重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是對的，但不宜打“告老還鄉”牌。即使想打，也首先要解決好“告老還鄉”后的待遇保障問題，否則，便是美好的空談。現在農村的年輕人多涌入城市打工謀生，留守農村的多是婦女、老人和孩子，而繼承中國傳統鄉賢文化的主體恰恰是進城打工的年輕人。因此，如何把老家建設好，提高其對進城打工年輕人的吸引力，當是需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