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要進入市場，得經過省市縣三級認證，并為此支出高昂的成本，這已成為企業難以承受之重。”

——江蘇某上市公司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基層辦事能否再順暢些

隨著簡政放權政策的陸續出臺和審批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基層辦事比以往順暢許多，但依然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區。對此，群眾呼聲強烈。

主持人：現在基層辦事難、辦證難還有哪些表現和特征？

王開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基層辦事比以往順暢多了，可對農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來說，“辦證多，辦事難”的現象依舊存在，有些地方仍舊存在層層設卡的問題。

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領域的創業機會和空間逐步增加，但融資渠道不暢、擔保難是很多創業者面臨的最大瓶頸。特別是來自農村的創業青年在申請貸款時沒有擔保人，也沒有什么抵押物。加上很多項目又傾向于那些形成規模、有人脈關系的企業，很多人因此而放棄創業。

孫寶強(廣東生產力發展研究會專家理事、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確有這種情況。簡政放權帶來的獲得感在基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資仍然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第一要務”，招商引資方面辦起事來自然順暢。而對于不在上述“優待”范圍內的事務，有些工作人員就會“看人下菜碟”。

楊紹功(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說到辦事難，應更多關注企業的辦事難。現在老百姓跑個證、“證明我媽是我媽”這樣的情況少了，而企業辦事被卡的情況時有發生。

主持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落實不到位的表現和原因是什么？

藍紹敏(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泰州市委書記)：在我看來有這么三個原因。一是部門權力意識太重。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一講到優化發展環境、深化審批制度改革，大家都贊成，但到了具體清理審批項目的時候，一些部門卻“打著自己的小九九”討價還價，軟磨硬拖，找各種理由頂著不辦，想方設法保留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深究起來，是有些同志將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

二是“中梗阻”現象嚴重。我們講到優化商務環境，大家都贊成，但在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中，不是按國際慣例和公平公正原則提供優質服務，而是“鄉下鑼鼓鄉下敲”，由著自己的性子來，當初的承諾不兌現，應有的服務跟不上。有的部門對特定的社會中介機構不善管理，甚至幫助一些機構搞“獨家經營”，在缺乏充分競爭的情況下任由其侵蝕投資環境。

三是不作為心態作祟。有的基層部門和領導，抱著不干事也不能出事、不亂為也不作為的心態，搞被動服務、消極服務，最終影響外來要素的集聚，影響地方的長遠發展。

王云飛(安徽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基層辦事難，其實無外乎兩點。一是有利可圖，易于權力尋租的領域難改革，這些領域很多與現實利益相關，少數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往往有種獲得利益的思維。二是政策規定不明確的灰色地帶，權力部門有規避風險的思維預設，怕擔責任。

主持人：還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基層辦事難？

黃霄椿(江蘇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審批服務管理處處長)：辦事難，難在政府部門不是一個窗口對外。老百姓經常說辦一件事要蓋無數個章，其實是政府部門多頭管理、層層審批的結果。

孫寶強：基層部門辦事效率低下還在于政府部門沒有持久、有效的外部壓力。在一些地方，監督的制度規定都有，但往往執行不到位，或者根本就是擺設。如何讓監督更加有效是關鍵。

基層公務人員素質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辦事效率，導致現代化審批手段無法發揮足夠作用。一些地方推行無紙化審批、網上審批，但一些公務人員不會使用，收到申請后先打印出來討論、報批后再進行網上操作。

王云飛：是啊，從監督角度來看，基層政府工作如果沒有透明化的流程，外人很難掌握一項審批事項進度如何，不透明必然使質詢乏力。

主持人：切實解決群眾“辦證多、辦事難”的問題，就必須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為基層群眾提供公平、及時的服務。

王開玉：我們還需要增加公務員的工作激勵，可以探索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形成公務員工資可升可降的良性運行機制。同時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審批標準和流程制定，運用好聽證制度，對于審批標準和流程進行聽證。

藍紹敏：從泰州來說，我們放棄了拼資源、拼優惠、拼政策的“老三拼”套路，樹立了比政府職能轉換、比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活力、比符合國際慣例商務環境的“新三比”理念。從“老三拼”到“新三比”就是解決企業辦事難的理念上的轉變。

列出政府權力清單后，我們還將把清單協調整合，實現統一，避免各自為政，清除群眾和企業辦事的明溝暗坎。積極穩妥推進“六個一”政務服務體系建設，更大力度為企業發展松綁減負、為創新創業清障搭臺。

整理：陳諾 楊紹功；主持人：何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