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酒店改建為養老院后，很多人說我腦子出了問題，但我認準了要搞養老，因為我也會老的。”

——北京市豐臺區鐵匠營街道養老照料中心院長王建良說。

養老：不該為床位揪心

我國已進入老齡化時代，公辦養老院人滿為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公辦養老院為何“一床難求”？在老齡化日益嚴峻的當下，養老如何破題？

主持人：從目前情況來看，在大中城市，公辦養老院床位緊張，尤其是一線城市，幾乎“一床難求”。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周潤健(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問題主要集中在市區。這些地方交通便利、醫療資源集中、社會養老需求大，公辦養老院價格也比同等水平的民辦養老院低，加上老人對政府辦的養老機構更加信任，所以“一床難求”問題比較突出。

黃元龍(浙江省民政廳社會福利與老年服務處處長)：“一床難求”實際上是個偽命題。養老機構有其自身特殊性。因為床位是有限的，而且替代率比較低，住滿后，后來者想入住，就得等候。這不光在我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去年，浙江省養老機構入住率在66%左右。為什么還有空置？一方面，是因為這幾年養老機構大發展，而養老機構要住滿一般需要七八年，一個大型養老機構5年內入住率能到50%就已經非常不錯了；另一方面，是因為還有不少養老院，特別是農村養老院條件較差，雖有床位但很多老人不愿意去。

方嘉珂(天津鶴童養老院創始人)：國家投資興辦養老院的初衷，是要起“托底”保障性作用。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大多數公辦養老院把收住人群鎖定在生活自理、能歌善舞、吟詩作畫的老年群體上，那些無權、沒錢但真正需要幫助的老人自然“難求一床”。

主持人：對于在地理位置、服務、收費等方面存在優勢的公辦養老院，導致“一床難求”的原因之一是對收住的老年人沒有明確的身體狀況、經濟狀況的界定。

方嘉珂：應該公開入住公辦養老機構者名單，不能再冒用納稅人的錢來贍養健康、低齡、生活自理的老人了。

周潤健：作為“保基本、兜底線”的公辦養老院，應當提供救助性和保障性的基本養老服務，服務對象應當是三無、五保、高齡、失能、失獨等存在特殊困難的老年群體，回歸“保基本、兜底線”本位。

方嘉珂：社會福利院、敬老院應就地轉為“民辦非”登記，變政府事業單位的財政撥款方式為向貧困、高齡、失能、臨終狀態的老人購買服務方式。同時，要培育和興辦專門面向貧困、高齡、失能、臨終狀態老人的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

柴海燕(杭州市雍柏薈老年護養有限公司副總裁)：公辦和民辦養老機構仍舊存在定位不明確不清晰的問題，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政府在其中應該起到的作用是托底，而把其余市場份額歸還市場，讓市場來自由選擇和充分競爭。

主持人：公辦養老院排長隊的同時，民辦養老院卻遭遇“住不滿”的窘境。市場潛力巨大的民辦養老院緣何遭遇“成長煩惱”？

張文革(天津市龍福宮老人院負責人)：公辦養老院是政府“親生”的——土地是無償劃撥的，房子無租金，員工工資由財政撥款，水電氣暖都不是按市場價格上交的。反觀民辦院，這些費用都要算進運營成本中。僅房租一項就占掉一半的收入。

周潤健：最近我在天津一些民辦養老院采訪時了解到，除了持續上漲的房租給民辦養老院帶來生存壓力外，養老護理員崗位招工難、留人難也是民辦養老院的一塊“心病”。

張文革：養老護理行業確實很辛苦，臟、累、苦、待遇差、工資低不說，有時碰到那些脾氣古怪的老人，確實很難伺候。近兩年，雖然我們在努力提高工作人員待遇，但很多人最后還是選擇了離開。

李久茹(天津市勁松養護院院長)：由于人手短缺，民政部門組織的養老護理員持證上崗培訓我們很難派人去參加。

方嘉珂：雖然全國各地現在都在努力實現100%持證上崗的目標，但目前的情況是培訓一批走一批。

張文革：近年來，為鼓勵民辦養老機構發展，國家和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但有些政策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傅企平(全國人大代表、寧波滕頭村黨委書記)：要避免養老院“公熱民冷”的現象，關鍵還是要錯位發展，養老需求的層次結構不一樣，民政部門應該積極引導，按照不同層次需求來開展養老院建設，滿足養老群體的個性化需求。

整理：周潤健 商意盈；主持人：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