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復觀

徐佛觀延安時期照片

徐佛觀坐在延安交際處，遠處就是寶塔山。

一九四三年前后，徐佛觀受派進駐觀察的延安。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復觀作為一位臺灣學者被介紹到大陸，其著述《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等在當時的知識界和讀書界頗得清譽激賞。近年來我在研讀延安學文獻中，獲悉這位徐復觀先生，曾經名為徐佛觀，以國民黨少將觀察員身份受命派駐延安，寫下見識深刻的觀察報告，當時就受到蔣介石的關注，時隔七十余年，仔細研讀之，仍然讓我為之心生崇敬。

看過延安，把脈點穴國民黨

1944年3月，蔣介石在一份關于延安的觀察報告上批示:“此乃本黨某同志對中共情形實地考查所得之結論。某同志一面為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一面對黨派問題，素無成見;故其所得結論，較客觀而深刻。某建議部分，亦頗有獨到之處，可發人深省，故特為印發，供本黨負責同志之閱讀研究。其中所加之圈點，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啟發奮勉也。”這個批示印成小冊子時作為編者“序言”出現在扉頁上，內容中多處圈點文字，顯示國民黨最高層對其極為重視。

這份關于延安的觀察報告，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駐第十八集團軍少將高級聯絡參謀徐佛觀，在經過半年的觀察研究之后，所撰寫的一份對于共產黨和延安革命隊伍的所見所聞，以及對于國民黨和重慶國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見書。唐縱當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任職，他在日記中記載，徐佛觀“1943年返重慶，寫了一份對延安及共產黨軍隊的觀感報告，蔣極為重視，作眉批，印成小冊子。徐于1945年初在侍從室二處六組工作，后任中央乙級會報聯秘處副秘書長”。(《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6頁，群眾出版社1991年8月版。)張令澳曾在侍從室二處工作，他回憶:“此人專門研究中共問題，調回重慶后，蔣介石幾次召見他，詳細聽取他匯報在延安情況，甚感興趣。徐佛觀寫有一份對中共內部情況分析的報告，蔣認為‘見解獨到，分析透切，，對這份報告反復閱讀，并在精辟處，加了不少圈圈點點和批語，予以贊賞。事后就派徐佛觀進第六組(處)，主持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張令澳《侍從室回夢錄》，第27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徐佛觀受派到延安時期，正值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國民黨借機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紛爭，而處于整風運動高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議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動。在國共雙方政治紛爭的歷史舞臺上，徐佛觀有機會親身觀察體驗兩個政黨陣營里的情狀，雖然完全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對其報告需加以批判性閱讀，但是他對兩黨紛爭問題的觀察思考，卻有一個民族國家情懷所在，所以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也更加發人深省。

今后為求有效之處置，須先承認以下之事實。斗爭而不承認現實，則其第一步已歸失敗矣。

1、在精神上與行動上，中共今日系以絕對性、全體性對我，而我僅系以有限性應之。

2、在彼勢力范圍內之民眾，雖萬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為其效命。在中央勢力范圍內之民眾，雖萬分寬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權者，在事實上，反多為蛀蝕政權之人。其無機會接近政權者，則更為蛀蝕政權之分子所壓抑，無由窺見中央之本體。故彼能擾亂我之社會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壓下之民眾。

3、彼可偽裝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騙國人、國際;而我則既不能拒絕民主，復未能靈活運用之。

4、戰后我以和平安定為有利，彼以混亂分裂為有利。求混亂遠較求和平為容易。

5、抗戰以來，敵后彼我斗爭之現象，在我方最先為黨之失敗，其次則為政之失敗，最后則為軍之失敗，恰與彼之發展過程相反。(《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32—33頁。)

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徐佛觀斷言，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和較量。“與奸偽之斗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為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斗爭正式展開以后，其慘烈遠過于往時。”(《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40頁。)“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胡曉明、王守雪編 《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這對居于抗日建國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對處在政權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無疑是當頭棒喝，警世危言。并且，對于這種嚴重危機，徐佛觀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以及民主派中間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種政治解決方案，都是無濟于事的。“然則此一問題，果能以政治方式解決乎? 本人曾以各種方法，探索彼方(共產黨方面，引者注)之真正意見，始知不特中央(國民黨方面，引者注)所希望之政治解決條件，不能達此目的;即社會粉紅色人物所想象之條件，乃至共黨自身今日所公開主張之條件，亦決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凡了解共黨之本質與歷史者，皆可認此為當然之事。中共對內部宣傳，短則五年，遲則十年八年，必統一中國。彼心目中之革命與政權，系絕對的而非相對的。”這里所說的“粉紅色人物”，是指當時同情共產黨的民主派中間力量代表人物。既然各種政治方案都解決不了問題，那么，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場軍事戰爭帶來的總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斷，如此警示，在國民黨高層部分參與決策者當中，所引起的騷動和震動是甚為強烈的。“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新自延安歸來，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令人憤慨。據徐佛觀觀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托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并不可樂觀!”(《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8頁。)危機當前，對對方采取漠視、咒罵、丑化的情緒化態度，都是非理性的。徐佛觀高出常人之處，是保持理性的態度，對事態做出比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罵亦精”。

徐佛觀據其觀察認為，延安掀起此次針對“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議活動，相比較而言，其軍事攻勢小，政治攻勢大，達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強其干部軍隊對中央之敵愾心，使彼可隨時采取任何行動。在自衛口號之下，完成社會組織之徹底軍事化”。如果說前者是針對國民黨作和談破裂后的戰爭準備，后者則是借以完成整風運動的重要推動力。“整風運動即系一元化運動，即系思想一元化、領導一元化、工作機構一元化之運動”。對此，徐佛觀認為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開始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施“大掃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敵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掃蕩，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對一元化之口號，更轉而對付中央。”這種理解未免有些片面，但是他關注到這種“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于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于軍”，其結果可以大大提高團隊執行力。“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于組織紀律性渙散的國民黨軍隊來說，是望塵莫及，自嘆弗如的。

這種黨與政的默契制約，相互配合關系，是蔣介石政權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好的難題。徐佛觀提供的延安經驗，為蔣介石撥亮了一盞成功的明燈，盡管有些遙遠，但是眼前為之一亮。

與此相關聯，在執政黨和政權對于整個社會控制力方面，徐佛觀將延安經驗與國民政府統治模式相對照，發現國民黨政權只能稱得上一個“半吊子”組織，橫向不能到邊，縱向不能到底，縣級政權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紳土劣手中。“縣政府以上者為鄉原(愿)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并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所以，必須學習延安整風運動建立起來的中共一元化領導體制，“以一元化對一元化”。

中共之秘訣，在于以農民黨員為發展組織之對象，故其組織能深入于社會里層。黨之組織深入于社會里層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種方式變社會為絕對之戰斗體，由此戰斗體中以產生軍隊，發展軍隊，于是軍隊遂能與社會結為一體。我方則因黨未能在廣大之社會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會生根，因之軍事力量亦無法在社會生根，而浮出社會之上。是故在其選定之時間內向我攻擊，則如潛水艇之攻擊武裝商輪，在其控制之空間內以行防御，則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所以，在徐佛觀的考察報告中，盡管他堅定地站在國民黨的政治立場上，偏頗狂傲地認為，“中共系由中國社會之弱點所產生，而非由社會之需要所產生”，企圖從理論上取消共產黨存在發展的合理性，但是，其自相悖論的是，在同一個報告中他又承認，“中共為社會問題，非一術一策即可收效”。為此，他提出必須改變國民黨的組織發展方向，把已經淪落為局限于知識分子的“書生黨”，轉化為包括中產階級、自耕農和其他勞動者在內的全民社會黨。

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然血液之循環，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之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分，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于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故本黨今后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于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農村與都市乃能成為一體，智力乃能與體力冶為一爐。可不談民眾運動，而民眾自能與政府相呼應，以形成國防、經濟、文化一元化之實體。在此實體之上，可以戰斗，可以民生。此一發現，雖至淺至近，然黨團復興之路不外乎此。

這個觀點，可謂一針見血，但是在當時條件下無法實現。后來，徐佛觀多次重復闡述并加以修訂完善，成為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丟棄大陸，退居臺灣時期，進行國民黨改造運動的重要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