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漢民委員談中國（上海）自貿區：推動“自貿區促進法”，助改革再沖關

　　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9日訊（記者 顧意亮）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是改革開放36年來以開放促改革的又一重大舉措。”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采訪周漢民委員，這位對自貿區“情深緣深”的學者，言語中毫不掩飾的透露出驕傲與自豪。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上海自貿區擴區方案，并批準廣東、天津和福建新設自貿區后，全國各地設立自貿區呼聲鵲起。在此關鍵時刻，上海自貿區實踐和經驗應當上升至全國性立法來加以固化。”周漢民委員的理由有兩點：其一，體現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其二，爭取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的發言權。

　　周漢民委員認為盡快制定“中國自由貿易區促進法”，其核心意義莫過于為現在的4個自貿區以及未來的自貿區的設立和運行厘定法律框架。“助改革再沖關！”周漢民如是評價。

　　在他的設想中，“中國自由貿易區促進法”要促進的是經濟運行體制和管理體制的協同。“成立國家層面的主管機構或對口部門，科學設定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戰略目標，做好前瞻性的戰略部署，優化政府監管的范圍和職責分工，既避免政出多門，又避免自貿區設立與管理 ‘留白’導致‘尋租’。”

　　“‘中國自由貿易區促進法’最重要的莫過于落子在‘改革’這個棋眼上。”周漢民委員解釋說，一方面要促進宏觀改革和微觀改革的協同，堅持合憲性原則、屬地管轄原則、立法統一原則、與國際慣例接軌原則，進行國家層面的立法，然后在國家立法的指導下，完善地方立法和配套細則，最終形成法律、法規、規章等協調配合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是促進政府改革和市場改革的協同，隨著法治建設的推進，我國的產業立法也將發生兩個明顯的轉變，即由地方立法、部門立法向國家立法轉變；由單領域向寬領域轉變。簡言之，未來雙邊、多邊、國家級負面清單的決定權在全國人大，執行力在政府。在此情形下，應未雨綢繆，盡早研究、設計適應市場經濟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方案。

　　“我相信，‘中國自由貿易區促進法’還將有助于促進法治建設和對外開放的協同。”周漢民委員認為，“促進法”出臺之后，可以預見的是，我們將憑借多個自貿區的運行，深度介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使中國經濟真正融入國際貿易格局，使內外投資者共享低成本、便利化、自由化的營商環境。

　　“因此，要盡快將我國根據相關國際談判協議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轉化為國內法規，結合國際慣例進行制度引進和創新。”周漢民委員看到的是，中美BIT文本談判即將完成，將開始就負面清單進行談判。他認為，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如，政府行政公開透明制度，公平競爭條款，行政備案訴訟中的司法審查等，需要從把握相關法律的適用性、程序的合規性等方面入手，兼顧國內規則合法和國際通行規則，為自貿區健康發展提供確定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