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了改革開放。他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

周漢民： 法學碩士，教授。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上海中華職教社主任。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大浪淘沙，前赴后繼。河流山川，萬象更新。2018年，又是一個春天。40年間，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屆三中全會，封閉落后的中國全然不見蹤影，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個走向強起來的、負責任的中國。

個人的命運，從來都與國家發展密不可分。從一名學者到官員，周漢民人生的每一步轉折都與改革開放緊緊相系。在這樣一場人類社會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40周年之際，他親歷之、感悟之、振奮之，更深切地感到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會停下

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1990年，中央決定開發開放浦東，此舉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會停下。

這些舉措，于國家、于一代人影響重大。參與了浦東開發開放研究和實踐的周漢民說，自己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受益者，由此也立志要成為改革開放的推動力量，這40年他從沒有懈怠過，即使位卑也從未敢忘憂國。

1990年4月18日，浦東開發開放，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僅不會停頓，而是向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推進。在風云變幻的關鍵時刻，認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果敢的選擇，也是明智的選擇。

事業的成功絕不在于一個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絕不能或缺任何一個人的能耐；不取決于某人的努力，但絕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獻。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遠見和決心。

記者：1978年，您正處在人生的青年時代。還記得，那一年您在做什么，改革開放政策又怎樣影響了您的人生選擇，或者改變了您的命運走向？

周漢民：1978年是我生命中意義重大的一年。那是恢復高考第二年，我當時在上海一家醫院當工人，本來以為這就是我的命運歸宿了。沒想到高考政策放開了，我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考上了向往已久的大學，圓了自己渴望知識、渴望接受正規教育的夢。也正是那年冬天，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在讀研究生期間，有幸參與了浦東開發開放的前期研究，并從事相關的立法工作和浦東新區開放度的探索。再后來，我歷經浦東開發開放、上海世博會、自由貿易區建設三個偉大的歷史進程，更深切地感到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記者：您曾參與了上海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早期研究，后來也擔任了浦東新區的領導。從1990年中央決定開發浦東起，至今已走過了28個年頭，浦東也早已轉型為一個舉世矚目的現代化城區。當時，中央做出開發浦東的決定時，處在一個什么樣的背景中？

周漢民：上世紀80年代末，一些西方國家不僅在輿論上誣蔑我國“停止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與“壓制人權”，更是從經濟上采取貿易保護、投資限制、高新技術封鎖以及金融控制等方面的制裁。而當時國內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由于體制轉軌尚不徹底，宏觀調控的效果有限，經濟發展出現了大起大落。鄧小平同志曾堅定地說，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1990年4月18日，浦東開發開放，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僅不會停頓，而是向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推進。在風云變幻的關鍵時刻，認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果敢的選擇，也是明智的選擇。

記者：您的人生和浦東新區，怎樣產生了交集，擦出了火花?

周漢民：1987年7月，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誕生，成員有相關開發開放最重要的幾個領域的專家。我當時剛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國際經濟法系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有幸成為其中一員。這個小組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浦東開發開放的定位問題。現在想想，是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讓我們的工作充滿了激情。當時全國已經形成四個特區，已有許多改革開放的舉措。海南雖然當時還不是特區，但有30條開放政策正在制定。我們就到海南調研，決心爭取到海南的相關政策。所以從國內來說，我們是比照經濟特區；從國際而言，希望把上海“遠東的巴黎”聲譽恢復起來。

2000年8月，浦東建政。當時已在上海外貿學院任副院長的我被任命到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任職副區長。到區政府任職后，我分管三個方面：一是陸家嘴，這個地區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和現代化的標志；二是外高橋保稅區，也就是現在上海自貿區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三是社發局，包括教育、衛生、民政、體育等很多條線。對浦東而言，主要工作可用4個關鍵詞來概括：立法、規劃、人才、資金。第一，立法。我寫過很多文章論述浦東開發立法先行的重要性；第二，規劃。浦東開發究竟分幾步走，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分步推進；第三，人才。浦東的發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將才也要帥才；第四才是資金，最大可能地吸引內資外資。

記者：浦東新區被譽為中國的“改革樣本”。浦東開發開放走到今天，依靠著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支撐?能提煉出哪些經驗?

周漢民：浦東的開發開放，為中國改革開放打造了樣板，樹立了標桿，為中國“入世”作了物質準備。我的體會是，事業的成功絕不在于一個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絕不能或缺任何一個人的能耐；不取決于某人的努力，但絕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獻。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遠見和決心。我們在浦東工作的同事都有“浦東情結”，浦東開發開放最大的情結就是人心向背。浦東開發開放的所有經驗表明，我們要有激情，不能因為開發開放20多年了就激情衰退。更要有遠見，要把浦東開發開放繼續抓下去。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當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能夠在國際上堅持平等待人，這對世界的影響是無以復加的。

在周漢民看來，改革是永無止境的，但必須是有階段的，一定是既符合人類發展的潮流，又符合中國的現狀和特色。目標要高遠，仰望星空；舉措要扎實，腳踏實地。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以及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是讓世界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占比實現脫貧，近8億人脫離絕對貧困的陷阱。這是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

記者：改革開放是我國一次新的偉大革命。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最主要的外資利用國，中國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怎么評價這些來之不易的成就?

周漢民：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節點上，強調中國人的國際觀和國際貢獻，非常必要。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以及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是讓世界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占比實現脫貧，近8億人脫離絕對貧困的陷阱。這是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衣食足而知榮辱，脫離貧困才有資格談世界和平發展。這是實實在在的成就，不需用更多的筆墨來渲染。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全世界響應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符合世界的潮流。今天，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仍在涌動。就在幾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征收高額關稅。有些國家不去顧及對世界的責任，只想保住自己；而中國高舉全球化的大旗，提出“一帶一路”的宏偉倡議，世界也接受我們“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大原則。

放眼望去，世界各地，一大批中國人滿懷國際主義豪情投身建設。我去過伊朗、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地，在風塵滾滾的工地現場，來自中國的建設者們一頭扎入一個項目，不是一年兩年，有些要長達十多年。有些地方環境并不太平，政治風險陡增，但我們還是夜以繼日地奉獻著，就是因為現在的堅守是通向一個偉大的理想和未來，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記者：2010年上海世博會向世界輸出了中國愛好和平，追求發展，崇尚文明，強調平等的形象。您也參與了世博會的籌備工作，這場盛會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周漢民：2001年，中國提出申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6座城市，6個國家，跨越亞洲、歐洲、美洲，競爭空前激烈。中央政府決定，要上海派人作為全職申博代表常駐國際展覽局所在地巴黎。

2001年11月，上海市委決定派我去巴黎，作為中國駐國際展覽局代表。就如同2000年市委決定我去浦東任職一樣，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覺得，國家的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能夠零距離地為國家效力，是一生無上的光榮。我上任中國駐國際展覽局代表到世博完成，一做就是十年。

世博會體現出“國家外交為魂，民間外交為體”，也提升了中國人民的國際觀，其中就包括國際交往必須堅持的平等、友愛和信任。當走向富裕的中國還能夠在國際上堅持平等待人，這對世界的影響將是無以復加的。

記者：您是研究國際經濟法的專家。猶記我國當年加入WTO談判之艱難，如今，自由貿易區如雨后春筍一樣，在中華大地開花結果。自貿區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其所做的體制機制創新，包括法治上的探索，將對后來者有什么借鑒？

周漢民：1986年，中國提出恢復在世界關貿總協定（GATT）的席位。中國當時要恢復在GATT的席位，和今天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初衷是一樣的，都是以開放促改革。

2012年上海市政協會議上，民建上海市委在大會發言《關于推進自由貿易港城建設》中，率先提出“在浦東建設局部自由貿易港區”。當時在我國大陸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聽了我們的發言，表示應當高度關注，應在全國發聲。我將這一大會發言經過修改提煉充實，于2012年全國政協大會以個人的名義提交書面發言。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成立。自貿區生命力所在，是體制、機制、法治的創新。然而，自貿區實行新政與現行國家3部法律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統稱三資法）有沖突。如果按既往做法，只要高舉改革大旗，似乎就應暢行無阻，但依法治國的精髓就在于應當在法制框架內進行合規創新。

因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于2013年8月底決定在上海自貿區暫停實施這3部法律，為期三年，這為自貿區起步解決了法律沖突。這一“破天荒”的做法，為自貿區改革不等、不靠，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提供了法律上的“尚方寶劍”。但是，自貿區該如何前行？前行的道路該有怎樣的法律保證？還是要用法律來解決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經過半年多的努力，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于2014年7月25日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9章57條，廣泛征求海內外意見并經三審表決通過，使《條例》滲透了改革和創新精神，如負面清單的制定，正面清單的制定，企業事中、事后的監管等等，都為自貿區奮力前行保駕護航。上海自貿區開啟自貿區新政，率先實現外商投資企業準入前國民待遇；在投資管理措施、貿易便利化措施、商事制度、事中事后監管和金融領域的創新與開放等諸多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這給中國的自貿區試驗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給予了前行的動力。自貿區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對標世界最高標準，建設我國的自由貿易港，其實就是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實現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崇高目標，建設公平、統一、高效的營商環境。

記者：您剛才提到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其實也是新中國的首份負面清單，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

周漢民：是的。這份負面清單，在自貿區運行第二天，2013年9月30日凌晨就公布了，共190條，引發了全球矚目，中國成為世界上第77個實施負面清單管理的國家。隨后負面清單又經過多次“瘦身”，更與國際接軌。國務院廢止多項審批制度，充分體現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是上海自貿區擴大開放的抓手和前提。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區區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與上海6340平方公里相比，不到1/220。2015年擴區后，面積達到120.72平方公里，占浦東新區土地面積1/10，創造了2016年浦東新區3/4的生產總值；占上海總面積1/50的自貿區，創造了2016年上海市1/4的生產總值。這組數字也證明，只有改革才能釋放紅利，只有改革才能產生效益。

記者：在您看來，改革開放的動力何在?經驗又何在?

周漢民：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共識所在，也是取得改革成功的深厚根基所在。

從1978年到1988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是一波又一波開放的浪潮；1984年，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確立使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連線成片；而1986年，我國政府毅然決然提出恢復我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原始締約國地位，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15年的篳路藍縷、艱辛談判，中國完成了融入國際社會、與國際規則靠攏、并逐步成為國際規則的捍衛者和新的國際規則的締造者之一。特別是1990年4月18日浦東新區的設立，到2017年4月1日，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決定設立雄安新區，我國19個新區逐次推開，形成改革開放的新格局。

改革開放再出發，不變的目標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40年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未改變。40年后，改革開放再出發，我們需要更加穩定清明的政治環境，更加健全的法治。提高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是一個好的政治環境最需要的動力，而法治則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周漢民認為，繼續向前走，最大的阻力在于自我滿足。

以改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氣、用改革的方法，把一切改革和發展的機遇，變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現實，這正是我們向改革開放40年最好的致敬。

當下改革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唯一不變的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記者：在全國政協的會議上，您曾為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多次建言獻策，您認為，全面深化改革，當下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周漢民：不敢擁抱變化，就不能在變化的世界中有所成就。我們仍要以改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氣、用改革的方法，把一切改革和發展的機遇，變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現實，這正是我們向改革開放40年最好的致敬。

上世紀70年代，我們提出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現在，我們要向第五個現代化進軍：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唯靠改革才能解決，這次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將深入地解決我們體制機制和法治問題。我們國家的體制和機制改革，一定要更吻合、更呼應、更協調。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說明，穩定的政治環境使人民受益。十八大以來這五年的成就讓我們看到，穩定的政治環境還需要清明。穩定清明的政治環境也是營商環境的第一個要素。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枯拉朽之力進行整風肅紀，使我們看到：國家需要什么樣的棟梁，需要什么樣的公務員隊伍，什么樣的武裝力量。從十八大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到十九大的“打鐵必須自身硬”，這就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凜然正氣和擔當。

記者：“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辯證認識和處理當前我國改革與法治的關系作出的深刻論斷。在很多情況下，改革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很多法律也是在這個探索實踐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剛才聽您的講述，在浦東新區和自由貿易區的開發進程中，首先做的都是立法工作。您怎樣理解改革和法治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周漢民：法律與經濟社會事務的關系，從來不是法律領先于經濟社會事件的發生，但它也絕不能滯后太遠，終歸是經濟社會事件發生在先，法律緊緊跟上。一個現象產生了，才必須有一個相應的法規。因此，摸著石頭過河是講現象，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講的是要形成約定俗成的方略。這兩者的關系基本就是如此。目前，我們國家的基本法律已有250余部，國務院行政規章近千部，地方性法規無以計數，中國遠遠把法律虛無的年代拋在身后，中國社會的法律體系正在建設中，其中最強而有力的努力之一，就是今年的修憲和2020年我們將要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民法典。

記者：“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號角已然吹響，但歷史背景也早已不同于往昔。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屆三中全會，今天的改革開放和40年前我們談到的改革開放，內涵發生了什么變化?“再出發”需要做哪些戰略考量？

周漢民：每一場改革，就如同長江的波浪，一浪高于一浪。當年的改革開放初衷是解決中國的短缺經濟問題。改革從安徽鳳陽開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作為引導，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今天的改革有了更高的浪潮，即頂層設計的改革——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當下改革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唯一不變的我們的奮斗目標，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記者：前面提到，1978年我國剛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時的情景。那么，現在，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方位上，您對改革開放又有了怎樣的新認識？

周漢民：今天，我對改革開放最大的認識是，絕不能故步自封，絕不能淺嘗輒止，否則就有前功盡棄的可能。當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勇氣來繼續推動改革和開放。當下，阻礙改革的力量仍然存在，最大的阻力來自于我們自身的滿足，倘若我們感覺已經差不多了、無處可改了，這才是危險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