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司法裁判是一個復雜的邏輯過程，這一過程由專人實施，需要專業知識與能力。但司法裁判與日常生活無法割裂。尊重常識常理、按客觀規律辦事、回應人民群眾對法律的合理期待，是司法的一項基本要求。

論及司法，人們往往強調專業知識，注重使用法言法語，主張用司法職業理性來裁決案件。當前的司法體制改革，也非常注重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但這絕不意味著將司法裁判與日常生活割裂。一個合格的司法者，應當是了解社會、通達人情、尊重常識常理的人，必須兼備法律知識、社會常識和法律道德。

許多案例說明，無論是多么高深的法律問題，最終都要回歸常識，用常識作根據，用常識去推論，用常識去表述，用常識去檢驗，讓常人能知行。

常識是大家共有的經驗，它是經常發生的眾多現象和過程的概括，它構成個人對生活和世界的實際態度。常理，指的是一般道理，在法律領域里，常理對應的是專業性的法理。在日常生活中，一個擁有良好常識的人，對社會的認識和判斷才不至于過分偏離社會大眾的預期。

常識常理在法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古今中外均有體現。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主要體現在審判階段，通過引入陪審制和自由心證制度，來體現法治中的常識理性。而中國古代則將禮與法律的精神融會貫通，二者共同作為整個社會行為規范。

常識常理之所以能夠進入司法，并影響司法裁判的過程和結果，源于司法的相對開放性。首先，就法律程序而言，司法裁判雖然最終由法官作出，但卻是建立在法律程序的開放性基礎之上的：當事人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中的辯論來表達自己對于法律問題的見解，通過辯論，必然會把他們的常識見解帶進司法之中，進而促進法官的常識反思。證人、鑒定人，甚至接受法官調查的普通民眾都會通過對庭審程序的不同參與把自己的常識常理帶進司法過程。這也是人民陪審員制度設計的初衷之一。總之，非法律職業者對司法過程的不同程度的參與，會將自己的常識常理帶進司法之中。其次，法律知識對常識的開放性主要體現為，法官的判斷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常識和常理。法律職業者不僅接受了法律專業教育，而且成長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感覺、判斷、情感、是非感和生活知識。因此，常識和常理總會悄然地通過他們的思維，從而影響到司法。

就個人而言，常識常理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但對特定地域、人群和社會而言，它們卻是相對客觀的，其形成與習得是經驗的累積和傳承。不同于直覺，常識已經構成了一定區域的地方化知識和文化共識，因而成了一種普遍的理解和共同的經驗，雖然不及科學知識精確，但已經具備了相對的穩定性和規范性，其在司法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案件事實的推理。在案件事實的推理上，常識要么被承認為案件事實的一部分而參與事實推理中，要么是作為一種判斷和推理案件事實的前提與根據。例如，在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殺人案中，如果根據法律或證據規則，該案件事實難以認定，但最后法院憑借“作案人不可能會戴一副比自己手小的手套去實施行為”這一常識，作出了辛普森無罪的認定。可見，通過常識的引用，有時可以將復雜的案情簡單化，減輕了法官在事實推理上的思維障礙，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他們的負擔和壓力。

法律規范的適用。法律是抽象的規范概括，在面對具體的案件事實時，難免會出現漏洞、空白、沖突等情形。此時，常識能夠作為法官引據或說理的重要資源，也就是說，規范適用必須顧及大眾的認知和社會的基本價值認同。司法裁判解決糾紛，要符合當事人的認知、預期和行為方式，從而實現法律和生活的溝通。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當適用規則的結果明顯有違常理和常情時，常識能夠起到修正法律推理的作用。例如，我國法律對正當防衛的限度沒有明確的條文進行規定，能否援引正當防衛條款，司法者要將自己還原到防衛人所處的境遇之下，想想“假如我是防衛人我會如何處理”“一般人在此種情況下會如何處理”，據此進行法律適用及論證。

當然，常識常理雖然重要，但也不能過于夸大其作用。在司法中，總體來說，我們應當強調嚴格的證據裁判，堅持法理。我們認為司法應當尊重常識常理，絕不代表主張用其取代法律知識和法理去判案。當前，司法還是應該盡量依據法理和司法專業知識，對待常識常理應該秉持“尊重”“兼顧”的態度，讓最普遍、最質樸的自然感情在司法過程中正常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