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問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迫。

　　201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糧食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后，2014年伊始，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完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更加注重糧食品質和質量安全。

　　“把13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3月5日，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句堅定自信的表述，又成為兩會上政協委員熱議的話題。

　　糧食產量“十連增”與糧食缺口逐步擴大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60193.5萬噸，同比增長2.1%，中國糧食產量成功實現“十連增”。這已經超過原先《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提出的目標。該規劃提出，2020年糧食產量達到10800億斤。

　　不過，在產量增加的同時，增產步伐在逐步放緩。影響糧食產量增長的因素除了生產模式粗放，基礎設施落后，藥肥使用過度等傳統原因外，隨著經濟發展，又出現了生態環境惡化，農戶種植積極性降低，耕地占用增加等新的影響因素。而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糧食進口量也在持續增多。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糧食產量“十連增”，為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從近10年來我國的糧食產量來看，增產步伐逐步放緩，而進口糧食數量在逐年遞增。

　　卓創資訊的數據顯示，2013年與2009年相比，我國年度凈進口糧食增加4841萬噸，增長了9.1倍，年均增長112.6%。

　　盡管適當進口國外糧食可以緩解國內糧食難以大幅度增長的難題，但糧食進口猛增也讓很多業內人士對糧食安全問題產生了擔憂。

　　“十連增還是不夠，去年我國糧食凈進口8400多萬噸，當然這當中主要是大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表示，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從去年的數據來看，我國做到了“口糧絕對安全”。但必須看到的是，連續十年增產的同時，政策的邊際效應逐漸遞減，農業的比較效益仍舊偏低，資源對糧食生產的制約日益凸顯，谷物進口數量也在逐年遞增。

　　“增長的時間越長，也就意味著離減產的拐點越近。”陳錫文表示，根據發展規律，當前農業發展走到了重要關頭，要高度警惕農業生產滑坡的可能性，要注重保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也表示，糧食安全不僅是指口糧安全，口糧我們基本自給沒問題，但還要考慮到飼料糧和轉化產品。

　　“我國去年進口了6338萬噸大豆，一部分用來榨油，一部分作為飼料。這些大豆如果在國內生產，需要額外耗費5億畝以上的土地。”柯炳生認為，隨著經濟水平提高，人們的消費偏好發生變化，原糧消費越來越少，轉化產品消費越來越多，“未來糧食需求持續增長，新增的需求主要不是口糧，而是飼料糧。如果飼料糧供應不足，導致肉禽蛋奶大幅漲價，也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

　　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難題

　　糧食進口量持續增長，除了我國剛性需求外，國內外谷物較大的價格差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自2004年以來，國家連續實行保護糧食生產和增加農民受益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此項政策措施對托舉糧食市場，保護種糧農民利益，合理引導糧價良性有序上漲，相比1997年實行的糧食保護價收購，成功可行，沒有再形成新的財政包袱，功不可沒。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糧食局原局長聶振邦用“小步走、年年走”來形容國家每年上調糧食收購價格以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積極性的措施。

　　“2008年以后，糧價開始上漲。這對于保證糧食產量和糧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國糧食價格已經高于國際糧價。”聶振邦表示。

　　那么為什么進口的糧價偏低？

　　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表示，既包括國內農產品生產資料、勞動力、物流環節價格上漲的因素，也包括發達國家農業基礎設施完善、補貼力度大、產業損害補償機制完備、貿易壁壘保護措施多等原因，須引起重視。

　　“例如美歐等國家根據WTO規定的綠箱政策對農業生產過程、農業推廣、農業科研、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大量補貼。每年，美國對農業的補貼能夠達到900多億美元，歐盟能達到700多億歐元。”牛盾表示，國內和國際農產品價格差讓國內的企業更愿意進口農產品，甚至有可能在用完配額之后即便附加上關稅，對企業來說依然是進口農產品比購買國內農產品合算。這將打擊我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繼續執行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臨時收儲政策。業內人士表示，這是我國自2008年以來，連續7年提高政策性糧油收購價格，這也將支撐國內糧價適度上漲。

　　而與國內節節攀升的糧價相比，低價的進口糧格外引人注目。聶振邦介紹稱，2013年從美國進口的玉米，其每噸的完稅價格低于國內玉米的市場價格300~500元，同樣，每噸糖的價格低1000元，每噸棉花的價格低4000元。

　　對此，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表示，從2010年起，我國所有糧食品種價格都高于國際市場離岸價格，“加入世貿組織后不久，我國大豆產業和市場就全面失守，2013年食糖市場開始失守。按目前趨勢，預計10年內，水稻、小麥和玉米將相繼步大豆和食糖的后塵。”

　　“謹防我國糧食重蹈大豆覆轍”也成為兩會上眾多農業界委員呼吁的問題。

　　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一大亮點是“建立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并提出，將啟動東北和內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這一提法是首次在一號文件出現。

　　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簡單說就是，在綜合考慮CPI指數和當年農民收入增加目標、市場價格等因素的基礎上預測出來的一個價格水平。在市場價格過高時補貼低收入消費者，在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按差價補貼生產者。是在繼續增加農業補貼資金規模的基礎上，完善農業補貼辦法，提高補貼的精準性、指向性，新增補貼向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產區傾斜，促進補貼資金發揮更大效益。

　　對此，柯炳生認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探索建立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目前來看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存在如何確定農產品市場價格、補貼數量和補貼范圍等問題；建議明確責任部門，抓緊研究制訂具體的實施方案，將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切實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