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紀行為的“地域特色”

　　在被通報的案例中，不同的省市、不同國家機關之間，還因為不同的特點顯示出某些“地域特色”。

　　比如，在上班時間由于打麻將、打牌而被通報的違紀案例中，全國排在前3位的，是貴州、湖北、四川3省，3省的總和，占到全國總數的67.7%。

　　因“工作日午間飲酒”被處分的案例，最多的是山東和河南兩省。其中，山東因為午間喝酒被通報的有8個案例，還有4個酒駕案例——僅“涉酒”一項，就占山東全省被通報案例的近1/10。

　　而在因“人情禮往”被處分的案例中，全國排名前3的是遼寧、黑龍江和四川。3省的大操大辦宴請案例，共有41起超過全國案例總數的1/4。但在其中，黑龍江和遼寧除大操大辦婚喪事宜之外，還有許多涉及子女“升學宴”、“喬遷宴”等。大操大辦此類宴請的官員，多數同時還有收受禮金、借機斂財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在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的改革背景下，在被通報的案例中，專門有一項是“擾亂經濟秩序”，如對企業吃拿卡要、亂收費、亂作為等。同時，官員的不作為與失職，也經常成為被處分的原因。

　　如甘肅，被專門通報了有關的23個案例，占該省違紀案例總數的近1/3；河北的秦皇島市，也被專門通報了5個與此有關的案例；而在中央和國家機關中，涉及此類違紀案件最多的是教育部，在全部的10個違紀案例中，有8個涉及亂收費。而在廣東省，因為不作為、失職而被處分的案例就有9起，超過該省全部案例的20%。

　　同時，在一些地方，由于去年被專項整治的“文山會海”現象依然沒有改觀，因此也被紀委點名通報，而這種通報批評、責令整改的對象，則是某些政府部門甚至是地方政府。比如云南省就通報了楚雄市商務局、開發區文件多、會議多的問題，湖北省漢川市政府則因超發文件被曝光。

　　此外，涉及基層的案件，也在多個省區被單獨列出。如在山西，有22起基層信訪案件被通報，占該省全部案例的27%；寧夏、吉林也分別單獨列出了8項和貪污截留惠農基金有關的案例，分別占到兩省案例總數的61.5%和22.8%；廣東省也單列出了10起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件。在這些涉及基層的案件中，大部分的違規主體是村干部，他們的行為則包括貪污挪用集體資金、截留各種惠農款項和補貼、違規征地、變賣集體資產、轉賣礦產資源等。

　　而如果簡單地統計上報違紀案例數量的話，全國各省區間的差距則更大——被通報案例最多的是山東省和山西省，分別有83個和80個案例，加起來占全國總數近17%；案例最少的則是上海市，只有2個案例被通報，其中包括去年被媒體曝光后引發強烈社會反響的“法官嫖娼案”。

　　基層干部占比最大

　　案例曝光了，處理的都是什么人？

　　據本報統計，在全國被處分的1600名左右的黨員干部中，基層干部占絕大多數。在全國各省市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被處分的官員中，縣處級干部有300人左右，不到20%；廳局級干部有52人，省部級干部只有個位數。剩下的1200多名干部，多數是處級以下的基層干部，包括基層公務員、村干部、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臨時工”。

　　在全國各省區市中，處分基層干部最多的是湖北省和湖南省。在湖北全省被處分的31名干部中，只有1名是縣處級干部；湖南省處分的61名干部中，則只有5名是縣處級，被處分的基層干部比例近92%。

　　而處分“高級干部”最多的省市，則是北京市和山東省。在北京市被處分的40名干部中，縣處級有31人，廳局級有8人，二者相加的比例達到97.5%；而在山東被處分的近百名干部中，縣處級有30人，廳局級有9人，相加的數據比例也近40%。

　　那么，這些官員受的都是什么處分呢？

　　根據統計，這些處分分為三種：黨內處分、行政處分和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在黨內處分中，按照嚴重程度，依次會給予黨內警告、黨內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處分。而在行政處分方面，則有行政警告、行政嚴重警告、行政記過、行政記大過、行政降級、行政撤職、開除公職等。

　　由于有些干部身兼黨政二職，因此在接受處分時，可能同時被黨內處分和行政處分，因此，全國被處分的1600名左右的干部，共受到了1800多個處分。其中，需要接受組織立案調查、甚至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大多性質嚴重、涉及犯罪，因此占比相對也較小。黨內處分和行政處分，是占比最大的處分類型。

　　本報統計發現，在黨內處分中，經常被使用的是“黨內警告”和“黨內嚴重警告”兩種處分方式，在統計中，黨內警告出現了440余個，黨內嚴重警告則有360個左右；在全部的950多個黨內處分中，這兩種就占到了84.1%。受此類處分的官員，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而在行政處分中黨內處分類似的是，行政警告和行政記過的使用方式也非常多，二者相加的總數占比達76.8%。據了解，公務員在受處分期間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其中受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處分的，還不得晉升工資檔次。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兩種不在黨政處分序列中的處理方式也高頻出現：“誡勉談話”與“免職”，分別被使用了217次和136次，比行政警告和記過處分的使用次數還要多。前者一般是由紀檢部門對黨員干部進行談話訓誡，重在防范“小病”苗頭；而免職雖然不算是黨政處分，但是在中央紀委的曝光中，這種處理方式已經稱得上是“下狠手”。

　　前文已經提到，在全國各地通報的案例中，除了“違紀”，工作不力、不作為、亂作為、失職瀆職等也成為被通報的重要內容，這樣的特點也解釋了這一數據。這一數據體現出，除了“治病”，通報違紀案例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治庸”。這也呼應了“既要做清官，又要當能吏”的要求。